Page 10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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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国家推向权力的中心，“相反只会沦为掠夺、剥夺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
讲，中国作为非西方大国逐步迈入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推动者，
这一事件本身即具有革命性的国际战略含义。但也正是由于此类原因，考虑到当前

国际体系为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确立和主导几个世纪之久，因此可以判定：向与西
方国际政治身份（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大不相同的中国，以相对和
平的方式移交世界领导权，绝不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现今的霸权国家）想象范围之

内。曾预言“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当代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20
世纪初英国之所以选择全力对抗挑战者德国而与另一挑战者美国妥协的原因，就在
②
于英国和美国由于文化之间的共性（即相同或至少极度相似的“身份”）。 但中国
则不同。无论是格雷厄姆·艾利森还是塞缪尔·亨廷顿，绝大多数的西方政治—知

识精英均不认为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历史与现实中显著存在的“身份差
异”有迅速消失的可能性。艾利森便坚称：虽然英国可以向美国和平转移霸权，但
③
美国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中国）超越则与之不同。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社会集体意识并没有出现明显转变的背景下，随着国际权势对比的进一步变化，
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在国际环境当中遭遇的“敌对情感与敌对意图”（hostile feelings
④
and hostile intentions） 出现持续激化态势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三）对突破“熊通困境”战略路径的若干思考

中国对突破“熊通困境”具有坚定的战略信心。第一，随着人类历史的加速
演进，中国同美国及其附庸集团所谓“身份差异”的问题，远没有部分西方学者
所夸大的那样严重。与中国西周和春秋时期相比，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由于经济、

人员、文化、信息交流的突破性发展，当下国际社会的趋同性的现实及其趋势的
发展，显然远远大于差异性的增生。中国在当下国际体系内四十年的和平发展及
取得的空前成功，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诸多原则、精神的相
关性和适切性，而非部分西方舆论所极力渲染的抵触性甚至敌对性。中国政府也

多次正式宣示：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建设者而非破坏者、

① 张建新：《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②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9-270 页。
③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0 页。
On War
④ 克劳塞维茨语。参见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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