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中，相较其他国家而言，“异质”身份的崛起国家面临霸权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
更大压力，其对现有国际体系的长久怨恨加之随实力增长对争取更高国际政治地位
的冲动，往往倾向于以武力等强制方式对霸权国构成正面挑战，以期一举突破“熊

通困境”。然而，历史经验亦反复表明，现有霸权的最初挑战者往往都因受到体系
的强大压力、打击乃至遭受失败，尤其是不容于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崛起国家。而
最终能够成功实现霸权转换的，往往都是早先霸权国家的追随者和体系内身份共识

的遵从者（如齐、晋），而非那些最早公开表明敌对态度的挑战者（如楚）。总结楚
国的成败得失，对于身处“熊通困境”中的崛起国家而言，在无法通过决定性战争
一举颠覆早先霸权体系的情况下，需要持续关注以下若干方面：一是刻意淡化而非
激化身份问题，克制实力展示冲动和短期的威望诱惑，避免成为国际体系的众矢之

的；二是演绎出符合（或类似）当前身份共识的话语叙事，以隐蔽和柔性的方式实
现己方利益，并破坏现行国际体系的身份共识；三是尝试推动改变他国的意图和行
为，鼓励国家间的现实主义政策取向，特别是鼓励第三国挑战霸权国，推动体系压

力向第三国转移，进而缓解自身在国际体系内的安全困局。

三 “熊通困境”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

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关现行国际体系出现变更征兆、新兴国家即将取代美国
霸权的讨论日趋激烈。然而，此类讨论严重忽视了身份政治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的
巨大挑战。2018 年以来，美国显著加大对华战略压力、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

托词和手段之一，便是对中国所谓“异质”身份的夸大和鼓吹。在此推动下，中国
国际战略环境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因素近年来呈急剧上升趋势。
（一）后冷战时代的身份政治与霸权国际体系
冷战结束后，主要归因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文明”作为考

察冷战后国际政治现实及发展趋势的著名推断，因文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所引
发的国家之间身份“差异”（differences）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体系
①
变迁的重要意义，开始引发学界的空前关注。 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身份差异对于国
家间关系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国际安全效应已成为考察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最为重要的
几大视角之一。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而言，国家的“身份”问题引发的战略后果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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