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2020 年第 6 期

随着历史的演进，楚与其时国际体系的核心——周王室及其附庸集团的实
力对比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中国不绝若线”，周王室在
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已出现严重动摇甚至崩塌迹象；与之相比，积累世代的

楚国显然已超越融合土著、生聚巩固阶段，并以“帝国主义兼并政策”，国势向
外极力扩张。但国际权势对比的剧烈变动，非但没有逐步消弭、反而更加激化
了楚与国际体系间的身份冲突。楚为外姓，当然宗法无从更改；但在西周极端

强调天命、君臣、礼法、大义的国际体系当中，楚国国君乃至出使他国的大臣
仍时常以“蛮夷”自称，在体现出楚人对现有国际秩序怀有长久怨恨的同时，
①
亦表明其拒不遵守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身份共识的强烈信号。 不仅如此，楚
君熊通以征伐随国要挟周王室提升己方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以求补偿自身长

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在此要求被拒绝后，遂自立为王（楚武王）。 同时，
②
楚还要求其周边小国依照周王室体例向楚朝贡，否则这些小国就面临被征伐的
命运，试图建立以楚为实力中心和正统政治权威来源的核心—附庸体制。周定

王时，楚更进军成周雒邑附近，以“观中国之政”，甚至“问鼎小大轻重”，体
③
现出全然颠覆现有国际体系的强烈意愿。 与之互为因果，现有体系内其他霸
权候选者（如早期的齐及后来的晋），正是通过延续并强化将楚定义为国际体系
的“身份异类”和主要威胁，通过频繁的同盟构建，不断推动反楚势力形成以

己为核心的大集结，趁机实现与周王室之间霸权转换之目标，相继成为西周时
④
期国际体系中事实上的霸权。

① 周夷王时，楚子熊渠便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由，将其三子称王。春秋时
期，楚君熊通以“我蛮夷也”作为进攻随国的天然理由。见[汉]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530-1532 页；楚国使臣王孙圉在反驳晋国大夫赵简子时亦表
示：“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见徐元诰撰：《国语集解·楚语第十八》，北
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27 页。
②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
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
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
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见[汉] 司马
迁：《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532 页。
③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
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见
[汉]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536 页。
④ 钱穆认为，春秋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曰尊王；二曰攘夷；三曰禁抑篡弑；四曰裁制
兼并。其时的霸权国家，不仅在物质实力上具有明显优势，在体系身份政治共识构建上，显然
是以此四项标义为依托。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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