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响了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彼此交往的方式。因此，对于那些在国际体系内具有大不
相同的文化、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言，因其“异质”的身份而受到以霸权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敌视、排斥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这种效应并不会

在该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及其导致的国际权势对比出现较大幅度变动的情况下，“异
质身份”的崛起国家反而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愈发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
应。这种困境，即崛起国家因所谓“异质身份”而面临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

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即所谓“熊通困境”
问题，在世界历史当中并非罕见，尤以中国周代的楚国、特别是楚君熊通执政时期
最为典型。
（二）天下秩序与“熊通困境”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周人天下（西周与春秋时期）与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单元、
法理上主权平等的现代国家体系存在诸多显著差别。然而，与世界历史中若干为霸
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相比，仍有相似之处可以比照：其一，其时体系中皆存在

一个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和身份政治两方面
①
拥有压倒性优势； 其二，这个政治权威拥有诸多附庸者（国），在以其为核心的
同盟中拥有主导性地位；其三，除大体服从权威或霸权外，这个体系中的其他成员
在内外事务中有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地位；其四，体系中仍有不少异数存在，不

服从这个权威，个别强大者甚至拥有接近这个政治权威的实力，并不时显露出挑战
这个权威中心的企图。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鼎革后形成一个以周王室为核心、姬姜诸侯相环绕，以

道义与宗法为规范的、等级化的国际体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天下秩序）。在西周
王朝的多数时间里，周天子作为法理上的天下共主及实质上有明确治理范围的国际
行为体之一，在拥有远超出一般水平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拥有较强的政治权威与
统治合法性，从道义和现实方面均足以威慑不臣；而与周王室有血亲或婚姻关系的

各诸侯国（它们一般彼此间也存在血亲或婚姻关系）由于形势使然，也服从周王

① 中国西周时期的政治权威为周天子；平王东迁后，国际体系内霸权发生转移：春秋早期
为齐，后当属晋。钱穆指出，“（春秋）霸政创造于齐，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践土之盟
后，“自是霸业常在晋”。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60 页。
当然，作为一般性规律，霸权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应被理解为“相对控制”，“从未有过一个国
家完全控制过一种国际体系”（罗伯特·吉尔平语）。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霸权，包括西周天子
以及其后的齐、晋，对其时国际体系的控制显然也符合这一论断。参见[美]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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