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2020 年第 6 期

近年来，归因于国际权势对比出现的较大幅度变动，国际政治演进的不确定性
急剧增长，主要大国间关系亦随之出现剧烈震荡。尤其是 2018 年以来，美国以应对
“大国竞争”为口号，以击败“‘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countries）变更国际秩序

企图”为目标，在极力强化本国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同时，在经贸、科技、
①
军事等领域连续向中国施压，严重激化国际紧张形势。 在美国决策界及部分学者
论证中国因实力增长而构成愈发严重的“威胁”时，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意识

形态、文化传统、历史传承方面的差异，或者说，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身份”
（identity），亦成为西方国家论说中国力图“颠覆”现行的、事实上为美国所主导的
②
国际秩序的“天然证据”，甚至成为“文明冲突”的一项最新例证。 近年来，正是
在此类想象、话语、事态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中挑战性和复杂性因素

迅速增加，而有关中美两国是否以此为序幕步入敌对、对抗直至落入“修昔底德陷
③
阱”（Thucydides’s Trap）的讨论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与战略学界异常热络的议题。
在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崛起国家因实力的相对增长，加之不同于霸权国家及

其附庸集团的国际政治“身份”，进而面临以霸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强烈敌
意与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之现象，并非罕见，其中尤以中国周代的楚国、特别是楚
君熊通执政时期最为典型。历史经验亦一再表明，这种困境——即所谓的“熊通困
境”，在没有爆发霸权战争、国际体系没有发生颠覆性变更的情况下，并不能随崛

起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国际权势对比的较大幅度变动而得到大体缓解；相反，“异
质身份”国家的实力增长反而会激起体系内愈发强大的群体性权势压制。崛起国家
突破“熊通困境”以争取生存、寻求被公平对待乃至争取应有国际威望（prestige）

的路径，可能唯有寄希望于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运用武力
强制，力求颠覆现有霸权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加剧，乃至最终可能爆
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

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

① 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载《国际安全研究》
2018 年第 3 期，第 97 页。
② 2019 年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称，美国
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遇的”、“与迥异文明和意识形态国家的斗争”。参见 Daniel Larison, “An
Awful ‘Strategy’ For China,”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ay 1, 2019,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
com/larison/an-awful-strategy-for-china/。
③ 参见[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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