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2020 年第 6 期

旧发挥功能情况下，楚不得不有意示弱，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而待“周室东迁、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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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解纽、内（篡弑）外（兼并掠夺）多事、亟亟不可终日” 后，楚君熊通方决意
借国际权势对比出现较大变动之机，自封武王。其次，战略执行中不乏刚柔相济。例

如，楚君熊通以伐随为机，胁迫随国向周王室提出提升楚国际地位要求，在试探周王
室及各诸侯反应的同时，重点在于破坏周王室威望，创造有利态势，可谓“间接路线”
（indirect approach）之典型案例。最后，因循正确的地缘战略，采取稳固周边、进而侧

翼包抄、最终进逼枢纽之步骤。楚原封于荆蛮丹阳，周边为土著所包围或镶嵌，更为
汉阳诸姬姓诸侯就近监督。在融合楚蛮基础上，楚自熊通之后，着力在周边攻伐扫除
微弱势力，自随、申、邓、黄、英，至江、六、蓼，再至舒、陈、郑、宋，由南至北，

由小及大，由易及难，直至观兵于周郊，直趋国际体系之核心地带，震动天下。
然而，在没有爆发霸权战争、进而一举颠覆现有国际体系情况下，突破“熊通困
境”的出路，可能唯有待现行国际体系身份共识被大体瓦解时方能实现。历史上，直
至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面对的“熊通困境”问题才有所缓解。根本原因在于以齐、

②
晋两国之君统篡易 为突出代表，早先体系内的霸权自内部崩溃，春秋时期以尊王、
攘夷、禁抑篡弑及裁制兼并为标志的霸权秩序亦随之驰废崩坏，军国斗争和国际政治
③
现实主义大趋其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战国时期国
际体系具有的无政府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特征、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的安全焦虑及

坚定奉行的自助（self-help）政策以及国家间战争频率、规模及残酷程度的显著上升等，
均体现出与西周和春秋时期大不相同的气象，不仅标志着霸权国际体系的终结，同时
也宣告早先强调血统、宗法和礼制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彻底破产。在此情况下，楚

已经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异端”，而成为若干个权力竞争者当中的普通一员。尤其是
当另一个早先的戎狄——秦国勃兴并通过更大规模的武力兼并从而对国际体系其他成
员构成强大的威胁时，楚国基本不再面临体系内部的群体性压制而成为多极体系中实

力较强、值得较弱国家争取的结盟对象，“熊通困境”也因此真正得以消除。
④
追求权力、使其他行为体遵从自己意志是大国行为的主要动机。 在国际体系

①“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见徐元诰撰：《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北
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77 页。
② 其一为田氏代齐，其二为三家分晋。
③ [清] 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十九·五蠹第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第 445 页。
④ 参见[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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