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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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义治理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强调个体的对象指向性，相对更容易进行评估。恐怖主义
治理很难对群体化社会融合或思想改造等方面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甚至对其必
要性大多只能进行理论层面的推论。相比而言，对于诸如英国“渠道”、荷兰和丹
麦的“信息屋”等以个体为工作对象的项目的评估则要容易得多。但是，个体路径
是不是最有效的恐怖主义治理政策路径，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马克·塞奇曼在《透
视恐怖主义网络》一书中，就专门讨论了恐怖主义治理个体路径存在的五个问题：
忽视恐怖主义威胁全景；错误地假定恐怖分子与正常人之间存在本质的、静态的差
异；忽视导致个体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情境因素；错误地假定人们真的理解他们为
什么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无法解释恐怖分子与那些可能但并未成为恐怖分子的
①
个体之间的区别。
塞奇曼的观点对于从源头上分析恐怖主义治理个体化政策路径的合理性与可
行性具有参考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如果只关注恐怖分子个体，将无法得知恐
怖主义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范围有多广。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个体政策路径，也将
不可能解决一些恐怖主义治理的本质问题：如果不知道国内人口中恐怖分子的比例
是多少、规模有多大，没有一个基准线，就不能正确估量恐怖威胁的程度，难以了
解这场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到底谁赢谁输，也无法正确评估治理的效果。
个体化政策路径事实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放弃了恐怖主义威胁认知探究的妥
协性做法。恐怖主义治理政策路径的“个体化”发展态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
解为当前西方恐怖主义治理越来越放弃追问“敌人是谁”，放弃了事先的“预防”，
而逐渐满足于事件发生后的“露头就打”与针对恐怖分子的事后“干预”或“改造”；
“反极端化”被压缩为“去极端化”，恐怖主义治理被压缩为“等待事情发生”。何
塞巴·祖莱卡（Joseba Zulaika）将这种因放弃威胁认知而带来的治理困境称为恐怖
②
主义治理的“认识论困境”（Epistemological Crisis）， 认为在当前恐怖主义治理研
究与相关政策实践中，存在目标对象界定愈发不清晰的趋势。理查德·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进一步在反极端化背景下讨论了这一“认识论困境”的政策表现
和后果：其一，“坚持一种极端的预先性教条，认为针对‘未知’恐怖主义威胁，
需要通过先发制人式的、也往往是暴力的行动来控制”；其二，“关于下一次恐怖袭
①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 13-28.
② Joseba Zulaika, Terrorism: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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