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第一，在不考虑威胁认知是否正确的情况下，仅从威胁认知与治理政策的关系
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全球反恐阶段”无法实现它所设定的治理效果，而一定会
因为将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群体设立为反恐意义上的安全对立面，带来严重的群体

性认同危机；“反激进化”阶段将穆斯林“嫌疑人化”，会进一步加剧前一阶段已经
出现的群体性认同危机，同时在治理上又依赖其自我管控，失去对于地方穆斯林社
群内部情况的了解与控制，不可能实现提升群体融合程度的治理目标，尽管个体项

目因不涉及群体问题而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反极端化”阶段将进一步失去恐怖
主义治理的“预防”能力，相关工作被限定为事后的“去极端化”干预，以及对于
极端暴恐分子的“露头就打”。
第二，一些属于前一阶段的问题并没有被后一阶段的政策纳入试图解决的范

畴，如不考虑其他变量影响，西方社会已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将继续存在：主流文化
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异质性宗教文化是恐怖暴力源头这一文化安全认
知；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严重群体性认同危机；缺少对于地方穆斯林社群内部情况

的了解。从最近几年情况看，极端右翼势力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西方出现恶性循环，
主流社会重新开始讨论伊斯兰宗教暴力问题等，一定程度上就是上述判断的佐证。
第三，在没有新的、更科学的威胁认知的情况下，“反极端化”阶段的政策能
力有限性将会持续：恐怖主义治理因无法实现有效“预防”而过于依赖先发制人的

武力；先发制人的武力对恐怖主义治理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当前，恐怖主义依然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给恐怖主义治理，特别是
威胁认知提出新的挑战，西方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治理又处于一个需要更新威胁认

知的关头。这可能进一步影响西方恐怖主义的治理效果。例如，以车辆恐怖袭击、
①
相互模仿和复仇为主要特征的“纯粹的恐怖”（Pure Terror）， 已经开始在西方世
界逐步取代由极端意识形态驱动的恐怖主义。当一种无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成为主
流，将会对“反极端化”的威胁认知构成颠覆性挑战。西方恐怖主义治理问题的研

究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
【来稿日期：2020-11-06】
【修回日期：2021-05-17】

【责任编辑：李水生】

① Brian Michael Jenkins, “The ‘Pure Terror’ of the London Bridge Attack,” The Hill, June 5,
2017, https://thehill.com/blogs/pundits-blog/homeland-security/336413-london-bridge-attack-the-latest-
example-of-pure-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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