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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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4 期
恐意义上存在问题的同质性文化和同质性群体，一种基于文化区隔的穆斯林群体性
安全认知被保留了下来，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一个不便明言、但心照不宣的政策实施
①
路径。
恐怖主义治理的政策在“反激进化”阶段进入个体路径，得益于这一阶段“本
土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提出，重启了探讨“恐怖分子个人特征”这一可能对于恐
怖主义治理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本土恐怖主义”威胁认知提出，那些处
于社会孤立状态、身份寻求和政治不满状态中的年轻人，尤其是移民后裔，会经历
一个朝向恐怖极端主义的“认知开放”，即在某一触发事件影响下开始寻找另一种
②
生活方式或思想，走上恐怖道路。 与之相对应，恐怖主义治理从“全球反恐战争”
的文化群体路径转向个体路径：其一，以个体在行为和思想上与主流社会融合的程
度为判断其恐怖主义严重程度的核心指标；其二，将对于“风险指标”的监控和对
于“风险个体”的保护性干预相结合；其三，通过提升个体的社会融合消减恐怖主
义威胁。
同时，从政策实施路径的角度看，“本土恐怖主义”威胁认知超越了之前的“传
统智慧”威胁认知，即强调恐怖主义治理不仅需要关注“风险个体”的特质，而且
也应该关注个体所身处的场所或环境。马克·塞奇曼（Marc Sageman）指出，“全
球反恐战争”阶段宏观的、以穆斯林群体为核心的恐怖主义治理路径，忽视了个体
激进化产生所必需的中观层次“激进环境”。这类“激进环境”或“风险场所”，可
能是学校、互联网、宗教场所、医疗服务机构、监狱和少年犯监管系统以及慈善机
③
构，但更多情况下却被视为地方性穆斯林社群。
伴随着“反极端化”阶段恐怖主义治理将“极端意识形态”设置为新的威胁认
知，政策路径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政府收缩“反激进化”
政策，特别是群体性社会融合工作被剥离，恐怖主义治理专司“反极端化”工作，
集中于打击和封堵宗教极端主义。虽然区别于前两个阶段针对某一特定对象人群的
“安全化”，“反极端化”阶段恐怖主义治理的威胁认知更多针对极端思想，在“恐
① 在当代反恐背景下，欧洲将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群体治理政策转变为恐怖主义安全治理政
策。关于这一政策创新所带来的问题，参见沈晓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反恐政策评析》，载《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114-124 页。
② Lasse Lindekilde, “Introductio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Radicalisation
Policies in Northwestern Europ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 5, No. 3, 2012, p. 343.
③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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