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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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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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接受一种绝对永恒的‘等待恐怖事件发生’的态度”。 即放弃个体层面的预
防工作，代之以普遍的“先发制人”式暴力维稳措施，但对这种强力措施能否有效
遏制极端化的产生并不抱太大希望。祖莱卡和杰克逊的观点值得西方及所有存在恐
怖主义治理需求的国家反思。
四 结论
九一一事件以来，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面临着“越反越恐”的政策困境，在
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困境还将持续，因此，进行有效的政策评估成为当前恐怖主义
治理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任务。围绕这一主题，本文基于二十年来西方关于恐
怖主义威胁认知的阶段性变化，较为详尽地分析了不同的威胁认知对恐怖主义治理
政策目标、实施路径和效果的影响（参见表 1）。
表 1 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及治理路径的三个阶段
威胁认知对政策目标和政策路
阶段 威胁认知 政策有效性限度
径的限定
“文化安全化”，以文化隔绝来 某一宗教被认为是恐怖暴力源头，形成
“全球反 异质性宗教 实现安全 文化对立
恐战争” 文化 暴力手段无法照搬用于本国少数文化
群体路径
群体
“族群安全化”，以提升穆斯林 穆斯林群体被整体“嫌疑人化”，形成
整体社会融合方式来实现安全 族群对立
“反激进 “本土恐怖
化” 主义” 因依赖社群自我管控和代理人治理而
群体+个体路径 失去对穆斯林社群的控制，群体性工作
成本过高难以持续
恐怖主义治理因无法有效制定极端主
“思想安全化”，以遏制和反击
极端意识形态来实现安全 义反叙事而失去“预防”能力，仅能依
“反极端 极端意识 赖事后“干预”
化” 形态 失去对恐怖主义治理全景的把握，反恐
个体路径 进一步失去“预防”能力，而变成“等
待事情发生”后的“露头就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前文论述，关于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得出三点初步
结论：
① Richard Jackson, “The Epistemological Crisis of Counterterrorism,”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 8, No. 1, 2015,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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