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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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三 威胁认知与恐怖主义治理政策路径
政策路径是限定政策效果的另一项重要因素：一项治理工作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实施路径，决定了它能否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这是外部研究评估此项措施能力的
基本考察对象。恐怖主义治理的政策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威胁认知所决定的。
九一一事件之后，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三阶段发展，也可以被理解为与威胁认知两
次重大变化相适应的政策路径调整。威胁认知从“传统智慧”到“本土恐怖主义”
“极端意识形态”，治理的政策路径呈现出从“群体化”路径不断向“个体化”路径
发展的趋势，并延续至今。这一政策路径的发展，对恐怖主义治理效力的发挥带来
哪些影响？这是考察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效果的第二个维度。
（一）政策路径变化：从群体化到个体与群体兼重再到个体化
九一一事件之后，关于恐怖分子个人特征的研究被视为“为恐怖主义寻找合理
性依据”而被搁置，恐怖主义治理路径采取了对伊斯兰文化群体实行文化和安全区
①
隔的群体化政策路径。 因为“传统智慧”下“文化安全化”的核心不仅在于认定
伊斯兰为一个同质性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为这一文化赋予群体具象，认定穆斯
林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以凯南·马利克（Kenan Mali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基于
欧洲情况，甚至提出正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传统智慧”的威胁认知背景下，
②
一个之前从未出现的“欧洲穆斯林”安全概念被构建出来。 因为直至 20 世纪 80
③
年代末期，还很少有前往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会将自己视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 不
管马利克等学者关于“欧洲穆斯林”群体概念构建的观点是否属实，但他们至少指
出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在九一一事件后，伴随着伊斯兰和穆斯林被认定为一个在反
① Peter Neumann, Perspectives on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January 17-18, 2008, p. 4, https://icsr.info/wp-content/uploads/
2008/03/Perspectives-on-Radicalisation-Political-Violence.pdf.
② Kenan Malik, “The Failure of Multiculturalism: Community versus Society i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pp. 21-32.
③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少，例如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已经存
在庞大的、建设良好的南亚、北非和土耳其移民社群。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uhmood Mamdani）
在其著作《好穆斯林、坏穆斯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中进一步探讨了“文化群体安全
化”的实践意蕴，将这种基于同质性的群体间交往称为“文化交谈”（Cultural Talk）。转引自 Jocelyne
Cesari, Why the West Fears Islam: 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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