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 年第 4 期

针对极端思想这一特定威胁认知，“反极端化”阶段西方恐怖主义治理主要措施
也相应转向预防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与蔓延。具体政策可分三类：第一，极端
主义“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如 2011 年，美国宣布将其反恐战略重心调整至

①
打击极端意识形态之上，《美国国家反恐战略》（2011 年）提出了 4 项指导原则， 其
中一项就是构建一种“抵抗力文化”（Culture of Resilience）。 英国内政部在 2016
②
③
年向议会提交《制定反极端叙事策略，识别个体激进化的临界点》报告， 并于
2017 年 12 月获通过，该报告提出了 12 项针对恐怖主义激进化与极端化的政策建
议。第二，设立去极端化改造中心。2016～2017 年，法国政府在短期内设立了 12
所去极端化中心，对被逮捕的尚处于接触极端思想早期阶段的个体进行及时的介入
与改造。第三，依赖主要社交媒体网络公司控制网络极端主义言论的传播。

（二）“安全化”政策目标演进与治理政策限度变化
恐怖主义治理在威胁认知设定过程中的“安全化”过程，是理解对象设定对治
理政策目标乃至政策效果影响的重要因素。“安全化”是恐怖主义治理的前提。一

方面，作为一种安全治理类型，恐怖主义治理需要有针对性地应对明确的安全问题，
这一特定的目标指向性即构成恐怖主义威胁认知；另一方面，“安全化”关乎恐怖
主义治理的“预防”本质要求。“安全化”旨在辨明安全挑战源于何处，并进行及
时乃至先发制人的应对，这种“预防”是恐怖主义治理区别于一般安全治理的重要

方面。但同时，“安全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恐怖主义治理的有效性：恐怖治
理对象的“安全化”甚至“恐怖嫌疑人化”，本身会带来负面效应；“安全化”对象
的设定，可能会产生治理对象选择错误或缺乏现实可行性。

1. 治理对象“文化/族群安全化”的政策限度
“全球反恐阶段”与“反激进化”阶段，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核心是围绕伊斯
兰教和穆斯林群体，分别针对异质性文化和异质性文化群体的“安全化”。在“多
元文化主义已死”的政治话语之下，西方各国被指责将原本用于社会多元文化群体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 July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
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counterterrorism_strategy.pdf.
② Anne Aly, “The Policy Response to Home Grown Terrorism: Reconceptualising Prevent and
Resilience as Collective Resistance,” Journal of Policing,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 Vol. 8,
No. 1, 2013, pp. 2-18.
③ UK Home Office, Radicalisation: The Counter-Narrative and Identifying the Tipping Point,
December 2017, pp. 18-19,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668680/CCS207_CCS1217596216-1_Cm_9555_-_COVERS_AND_TEXT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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