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定的。鉴于恐怖主义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安全治理，其治理目标就是要实现对某一特
定的“威胁认知”或“恐怖安全问题”对象的安全治理，实现有效的预防、打击，
或至少压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当前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某一威胁认知是否与恐怖主义

当代发展的现实相符，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过程，即威胁认知所选定的对象或议题
是怎么变成安全议题的？“安全化”研究的大量成果表明，选择不适宜“安全化”
①
或超出当下治理能力范围的议题和对象，会对安全治理的效力带来影响。 那么就
需要追问，九一一事件后，西方恐怖主义治理威胁认知选择将某个议题变成安全议
题——不论它是否正确——这个做法本身会带来恐怖主义治理目标及目标实现方
面的哪些制约，进而限制恐怖主义治理的效力？
在九一一事件后恐怖威胁迅速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安全化”是考察恐怖主义

治理选择了什么样的“敌人”或治理对象需要首先厘清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探索反
②
恐治理面临的具体困境和解决方案的关键。 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恐怖主义治理
的三个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为威胁认知和治理政策的对象发生了两次变化，其核心

在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群体到底是否构成恐怖主义治理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两次变
化所体现出的从“文化安全化”逐渐转向“族群安全化”和“思想安全化”的发展
趋势，带来恐怖主义治理对象的转移。这是考察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效果的第一
个维度。

（一）政策目标变化：“文化安全化”—“族群安全化”—“思想安全化”
从威胁认知决定治理目标的角度看，“全球反恐战争”“反激进化”“反极端化”
三个阶段，分别选择了文化因素、族群因素、思想因素为各阶段恐怖主义威胁认知

的核心。与之对应，三阶段恐怖主义治理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就是将这三方面因
素“安全化”，纳入恐怖主义治理议程，设定为合理的治理目标对象。
具体而言，“全球反恐战争”阶段的反恐“传统智慧”实质是一个“文化安全
化”的过程，即认为在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固有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因

而所有穆斯林“都无法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内部的伊斯

① Syed Mansoob Murshed and Sara Pavan, “Identity and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Civil Wars, Vol. 13, No. 3, 2011, pp. 259-279.
② 有学者指出，恐怖主义治理本身成为一种安全治理，就是九一一事件后对于恐怖主义“安
全化”的结果。霸权治理的积极作用突出体现在霸权国对恐怖主义的“安全化”上。九一一事件
发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反恐战争”，客观上助推恐怖主义治理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
个新领域，而且是最为紧迫和重要的领域。参见曾向红：《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评估》，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2 期，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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