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过程，这个过程是个体或群体社会融合不足、社会边缘化怨恨情绪的副产品，因而
①
是可以预防和中断的。 如果说第一阶段“文化安全化”以某种特定异质性文化宗
教背景为界定“嫌疑人”的标准，那么，“反激进化”阶段的群体安全化则是以“社

会融合不足、长期隔绝于主流社会并处于政治经济社会边缘地位”为标准，更大程
度上是一种针对国内少数民族和社群的“族群安全化”，以提升族群整体社会融合
程度、实现群体内部有效思想管控为主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反激进化”实现

了作为一种多族群社会治理政策思路的多元文化主义（通过确保不同文化或族裔群
体权利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多元和谐共存）与国家安全治理思路（认为社会融合不足
是构成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根本原因）之间的逻辑对接，形成了一个服务于国家安全
治理、特别是恐怖主义治理的多元文化主义安全政策思路。

然而，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反激进化”基于“本土恐怖主义”的现实判断而
保留了与“传统智慧”相似的群体设定。“反激进化”虽然反对将宗教文化背景视
为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但是仍然主要将从一代、二代乃至三代穆斯林移民的激进

化中产生的“本土恐怖主义”视为欧洲的主要安全威胁，在现实政策实践中，很容
易滑向针对某一特定宗教文化群体的“族群安全化”。
2010 年左右，“伊斯兰国”的兴起带来西方世界“本土恐怖主义”的新形态。
区别于“基地”组织时代国际恐怖主义“金字塔”式的领导层级体系，“伊斯兰国”

更多采取大量但分散的极端意识形态网络宣传，致使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开
始向“无领导人抵抗运动”（Leaderless Resistance）方向发展，即西方国家内部的
恐怖分子不再如“基地”组织时代那样，需要接受来自某一国际恐怖组织的直接行

动指令，而是在宽泛地接纳某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自我组织”
②
（Self-Organized）或“自我承认”（Self-Recognized）。 面对新类型的本土恐怖分
子，西方恐怖主义治理进入第三阶段，即“反极端化”阶段，将极端意识形态而非
某一特定人群作为恐怖主义治理对象。这一阶段恐怖主义治理的威胁认知更多针对

极端思想，可以被视为政策对象方面的“思想安全化”。

① Angel Rabasa, Stacie Pettyjohn, Jeremy Ghez and Christopher Boucek,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
pubs/monographs/2010/RAND_MG1053.pdf；参见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
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载《欧洲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19 页。
②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Marc Sageman, Leaderless Jihad: Terror Networ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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