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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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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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反激进化”工作成本过高）等问题， 以及本土恐怖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
的国际蔓延等恐怖主义新发展，导致原有威胁认知存在明显的不适应等新问题，政
②
府迫于公众的压力，不得不调整恐怖主义治理政策。 其次，三个阶段的恐怖主义
治理在威胁认知方面存在反复与重叠，前一阶段的威胁认知不仅没有被全部否弃，
甚至还频繁出现在后一阶段的治理思路之中。如美国国防部基金会 2009 年发布的
报告《英国和美国的本土恐怖分子：对于激进化过程的实证分析》，总结了恐怖分
子的六项“普遍性指标”，其中五项依然秉持“传统智慧”威胁认知，认为恐怖分
子的产生与异质性宗教文化相关：接受对于伊斯兰教墨守成规的解读；只信任一个
在思想上非常死板的宗教权威组织；认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不可调和
③
的对立关系；对于宗教偏离现象的容忍度非常低；试图向他人强加宗教信仰。
以上情况表明，不同的威胁认知及相应的政策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与隔绝的，
这就给政策效果评估带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题：原有的威胁认知与治理措施到底
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问题？原来的问题再度出现时，新的威胁认知与政策能不能解决
上一阶段的威胁挑战？更准确地说，基于某一威胁认知，各阶段治理措施试图实现
什么样的目标？哪些目标又是注定实现不了的？针对这些问题，下文尝试考察两个
方面的内容：其一，威胁认知限定的政策目标区间，需要探讨它如何通过影响目标
设定，给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发挥带来哪些正面或负面影响；其二，威胁认知限定的
政策路径区间，需要辨明基于某个特定的威胁认知，政策的执行将被限定在哪些特
定的路径之上。
二 威胁认知与恐怖主义治理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设定是限定政策效果的最重要因素：一项治理政策试图实现哪些目
标，划定了此项政策最终能够实现治理效果的基本范围，也是外部研究评估政策效
果的基本对照。对于恐怖主义治理而言，政策的治理目标设定是由威胁认知直接决
① Paul Thomas, Responding to the Threat of Violent Extremism: Failing to Prevent,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2, pp. 32-37.
② Paul Thomas, Responding to the Threat of Violent Extremism: Failing to Prevent,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2, pp. 66-67.
③ Daveed Gartenstein-Ross and Laura Grossman, Homegrown Terrorists in the US and UK: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adicalization Process, Washington D.C.: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2009,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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