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怖主义从“基地”组织金字塔式的“恐怖国际企业”向“地方化”（Localization）转型，
形成全球性“九头蛇”态势。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单纯的
以暴制暴手段无法确保持续稳定的效果。其次，以 2004 年爆发的马德里恐怖袭击以及

次年伦敦“七七”恐怖爆炸案为标志，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本国的穆斯林组织策
①
划和实施的大规模恐怖袭击。 随着“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袭击
事件在西方世界的频发，并逐渐成为西方恐怖威胁的主要形态，“本土恐怖主义”取代

“传统智慧”成为新的威胁认知，以针对本国公民的软性预防和改造措施取代针对域外
问题的单纯暴力手段，恐怖主义治理进入第二阶段，即“反激进化”阶段。
作为一个描述性定义，“本土恐怖主义”具有两层核心含义：其一，恐怖事件
的策划和实施者成长和生活在西方，或至少与西方社会有密切联系；其二，这些个

体（或小型团伙）可能受域外因素刺激或外部极端意识形态煽动，但他们在行动与
诉求方面保留较为强烈和完整的本土性，甚至可以在没有境外组织直接命令的情况
②
下行事。 “本土恐怖主义”概念一经提出，立即进入西方各国恐怖主义治理政策
话语，恐怖威胁的“本土性”成为 2004 年以后西方关于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核心。
“本土恐怖主义”从何而来？为什么生活在同样社区、接受过相似教育的年
轻人，有的走上恐怖主义道路而有的则没有成为恐怖分子？一般认为，那些处
于社会孤立状态、身份寻求（Identity Seeking）和政治不满的年轻人尤其是移民

后裔，会存在朝向极端主义的“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即在某一触发
③
事件影响下开始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或思想，走上恐怖道路。 这一过程，就

① Teun van Dongen, “The Lengths Terrorists Go To: Perpetrato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lexity of Jihadist Terrorist Attacks in Europe (2004-2011),” Behavioral Sciences of Terrorism &
Political Aggression, Vol. 6, No. 1, 2014, pp. 58-80。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伊斯兰极端
恐怖组织就已经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动袭击事件，不过频度远低于马德里与伦敦恐怖袭击
之后的情况。长期以来，这一全球性质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西方一直被低估，甚至被误解，安全机
构的有限关注也主要集中于境外吉哈德网络，忽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威胁同样可能来自其内部
的穆斯林社群的激进分子。正因如此，2004 年的马德里恐怖袭击能够震动整个西方世界，并极
大地改变了他们对恐怖威胁的认知。参见 Edwin Bakker, Jihadi Terrorists in Europ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Joined the Jihad: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Hague: Clingendael Institute, 2006。
② Manni Crone and Martin Harrow, “Homegrown Terrorism in the West,”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No. 4, 2011, p. 522.
③ Lasse Lindekilde. “Introductio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Radicalisation
Policies in Northwestern Europ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 5, No. 3, 2012, p. 343.
·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