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教堂、学校、慈善机构等社会网络和中观组织在言说和传播不满、刺激个体从不满
①
转变为政治行为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是沃尔特·赖克（Walter Reich）
提出的组织进程路径（Group Process Approaches），主要关注某一特定的社会进程

如何通过身份认同替换、同侪压力等手段引领“正常”的人去做一些极端或出格的
②
事情。 这两派研究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政策阐释方面呈现较强的互补性，共
③
同落脚于强调塑造能够提升个体社会融合程度的社会环境。 三是侧重对英国“渠
道”（Channel）、荷兰和丹麦的“信息屋”（Information House）等具体“反激进化”
项目进行政策分析，在关注这些项目从组织的角度对激进化过程进行“预防”的同
时，强调项目对个体进入激进化过程之后进行“干预”，也就是“反激进化”项目
中的“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措施。

（三）“反恐怖主义极端化”阶段：“极端意识形态”
事实上，在“反激进化”成为西方恐怖主义治理主流的同一时期（2005 年前
后），伴随着“全球反恐战争”进入阶段性停滞期，特别是西方世界开始频发“本

土恐怖主义”事件，恐怖主义治理政策与研究领域也涌现出大量探讨极端意识形态
④
与个体极端化的成果。
“反激进化”与“反极端化”有本质的区别，从不同的角度回答恐怖主义治理
问题：反激进化旨在探讨“为什么相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研究相似成长和

生活环境下的人基于什么样的个体不满与社会疏离，走上恐怖激进化的道路；反极
端化回答的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做出相同的选择”，试图探寻使背景不同、性别
不同、国籍不同的人共同信奉某个极端主义，甚至加入同一个极端组织（如“基地”

组织或“伊斯兰国”）的原因。考察角度的差异，带来了“反极端化”与“反激进

① Anja Dalgaard-Nielsen, Studying Violent Radicalization in Europe I: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2008, pp. 3-11, https://pure.diis.dk/ws/files/56379/WP08_3_Studying_Violent_
Radicalization_In_Europe_II_The_Potential_Contribution_of_Sociopsychological_and_Psychological
_Approaches.pdf.
② Walter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States of Mind,
Washington D.C. and Cambridg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cholar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1-279.
③ Lasse Lindekilde, “Introductio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Radicalisation
Policies in Northwestern Europ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 5, No. 3, 2012, pp. 335-344.
④ Angel Rabasa, Stacie Pettyjohn, Jeremy Ghez and Christopher Boucek,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p. xv-xvi, https://www.rand.org/
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10/RAND_MG10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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