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 年第 4 期

化”迥异的恐怖威胁认知。“反极端化”认为“反激进化”工作在短期内摊子铺得
太大，试图实现太多且过于长远的目标，恐怖主义治理应该注重即时成效，应针对
个体由正常人走向恐怖分子的转变过程，抓住个体从接受某种极端主义思想到实现

极端化这个最关键的环节集中发力。基于这种威胁认知，恐怖主义治理“反极端化”
路径强调以反击极端主义叙事、预防和中断极端化进程为中心的反极端化和去极端
化工作。

2005 年，美国首先在全球反恐层面使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斗争”，以意识形态
的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取代了之前的“全球反恐战争”，此后进一步明确提出
①
“反暴力极端主义”。 但在当时，“反极端化”并没有被细化为具体的政策，真正赋
予反极端化工作以国内治理政策意义是在 2010 年前后，主要是英国、荷兰、法国等

欧洲国家对原先较为宽泛的、注重社会融合的“反激进化”措施进行收缩，集中于
②
打击极端主义、遏制极端化工作。 一方面，反恐中的社会融合工作交由其他机构
负责，“反极端化”的工作则集中打击和封堵宗教极端主义；另一方面，实施路径

从此前“反激进化”阶段试图通过压制及缓和社会不满的产生来遏制恐怖主义，转
而强调在个体接受极端思想影响后的有效介入与改造。2014 年左右，西方主要国
家进一步在既有“反极端化”工作基础上，制定了专门的“反极端化”国家战略，
或对原有《反恐法》进行大幅调整。截至 2021 年，西方已有 29 个国家、地区或区

③
域组织制定并实施反极端化战略。 在一定意义上，经过十年的发展，以极端意识
形态为恐怖主义治理对象，并据此完善治理的内容和方式，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恐怖
主义治理威胁认知和政策实践的一个共识；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国内反极端

化”模式，已经取代“全球反恐战争”时期的国际反极端模式以及 2004~2010 年期
④
间的“反激进化”模式，成为当前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主流路径。

① Alex P. Schmid, Radicalisation, De-Radicalisation, Counter-Radicalisation: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Hagu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Research Paper,
2013, p. 10, http://icct.nl/app/uploads/download/file/ICCT-Schmid-Radicalisation-De-Radicalisation-
Counter-Radicalisation-March-2013.pdf.
② HM Government, The Prevent Strategy: A Guide for Local Partners in England, 2008,
http://tedcantle.co.uk/publications/039%20CLG%20Prevent%20Guide%20guide%20for%20local%20p
artners%202008.pdf.
③ 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保加利亚、比利时、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格鲁吉亚、荷兰、加拿大、科索沃、马其顿、美国、
挪威、瑞典、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土耳其、西班牙、希腊、新西兰、意大利、英国和欧盟。
④ 沈晓晨、史志钦：《反恐怖主义极端化的“欧洲模式”及其政策困境》，载《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2017 年第 4 期，第 163-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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