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 年第 4 期

怖主义产生根源”“恐怖分子个人特征”等问题——的政策和学术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
①
被限制的。 但在全球反恐战争又急需一个明确且具体的“敌人”表述的情况下，源
自“宗教恐怖主义浪潮”学说的两个主要要素——即“异质性（特别是伊斯兰）文化

背景”与“恐怖分子的不可改造性”——得到重视并被强化，成为从2001年至2004年
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主流。这一威胁认知也被称为当代恐怖主义治理的“传统智
慧”（Conventional Wisdom）：一方面，恐怖主义被简化为一种衍生自伊斯兰宗教信仰

狂热派别的“邪恶的意识形态”，恐怖威胁来自那些拥有伊斯兰异质性宗教文化背景的
个体；另一方面，恐怖分子文化特质的固有性决定了对他们无须理解也无法改造，针
对这类“敌人”，恐怖主义治理只有“以暴制暴”才能成功。这一威胁认知与对应的治
理政策思路，贯穿这一时期恐怖主义治理——即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的始终。2001~2003年，由于国内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西方主要国家在全面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过程中，默认了这种“传统智慧”
②
的威胁认知，并逐步内化进国内安全的政治话语。
关于“全球反恐战争”阶段的恐怖主义威胁认知及政策措施，较为典型的研究
有达维德·加滕斯坦因-罗斯（Daveed Gartenstein-Ross）等学者提出的“个体宗教
文化异质性”解释，即认为西方穆斯林社群中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
异质性，导致其成员形成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认同，而对于这种异质认同的利用和极

端解读，是导致少数西方穆斯林个体走向恐怖主义的根本因素。 有关“传统智慧”
③
性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各种研究路径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理论元素，但是却有着相似
的分析逻辑：伊斯兰或穆斯林身份背景被认为是个体走上恐怖道路的最本质原因，

恐怖分子“成因”是很难甚至无法改变的，因此，应对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偏重
武力打击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反恐怖主义激进化”阶段：“本土恐怖主义”
到了 2004 年左右，恐怖主义治理“传统智慧”开始显现出极大的局限性。首先，

美国在伊拉克取得“军事成功”之后却又陷入持续的血腥反叛乱战斗的泥潭，全球恐

① Richard Johnson, “Defending Ways of Life: The (Anti-)Terrorist Rhetorics of Bush and Blai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9, No. 4, 2002, pp. 211-231.
② Arun Kundnani, “Radicalisation: The Journey of a Concept,” Race & Class, Vol. 54, No. 2,
2012, pp. 3-25.
③ D. Gartenstein-Ross, “Resolving Outstanding Judgments under the Terrorism Exception to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77, No. 2, 2002. pp.
49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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