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加有效，成本更低。也有学者认为，关系治理的效用是有限的，只是在初级阶段比
较有效；随着经济活动规模扩大，建立公共制度的成本就会降低，非正式承诺的风
险增大、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因此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治理模式会逐步从以

关系为主到以规则为主。还有学者认为，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是相辅相成的，二者
结合起来能够产生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式契约可以促成长期合作，关系治理可以对
契约无法覆盖到的地方提供保障，尤其在高度不确定和非预期的复杂情况下维护合

作。但是无论重视哪一种模式，这些学者所讨论的关系治理都是将关系和信任视为
降低成本和实现最大收益的手段，是工具理性的关系治理。
①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秦亚青提出的关系治理更加强调关系的社会性、规范性
和过程性。他借鉴中国哲学文化相关理念，将“关系治理”界定为“进行社会/政治

安排的参与协商过程，用来管理、协调和平衡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使社会成员能够
在产生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互惠与合作的方式进行交往，并
以此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 根据这个定义，“关系治理”的根本是“参与”和
②
“协商”；目的是协调与平衡，而非“控制”；治理的对象是社会关系，而不是个
人；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它建立在社会规范和道德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在
社会性和规范性的“关系治理”中，道德、信任、参与和协商过程是实现有效治理
的重要因素。秦亚青认为，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是共存共在、相辅相成的，

其实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群体性社会更倾向于采取关系治理的模式。
③
本文采用秦亚青对“关系治理”的定义，强调治理的社会性和过程性，将其看
作是社会行为体的参与实践，治理的本质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协商性安排。本

文认为，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共存共在；治理层次越是下沉到地方，关系治理发挥
的作用就越大。
（三）规则—关系治理模型
基于上文对关系、关系性和关系治理的假定，本文试图建立规则—关系治理模

① Jeffery H. Dyer and Harbir Singh, “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No. 4, 1998,
p. 660; John Shuhe Li, “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 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Asian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1, No. 4, 2003, p. 660; Laura Poppo
and Todd Zenger, “Do Formal Contracts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Function a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3, No. 8, 2002, pp. 707-708；亦参见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16-421 页。
②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23 页。
③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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