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要通过项目援助的方式展开，内容庞杂，尚未构成体系性、制度化的公共卫生治理。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不仅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合作发展缓慢，而且国与
国之间的合作也受到治理能力、认知差异和政治关系的影响。首先，各国发展水平

和卫生治理能力差异较大。泰国卫生事业较为发达，是早期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
领导者；越南发展速度较快，老挝、缅甸、柬埔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有限；中国则是在 2003 年暴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之

后才实现了能力的快速提升，开始在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其次，
各国对安全的认知存在差异，卫生议题安全化造成了合作困难。比如，当总体政治
氛围紧张的时候，病毒样本的分享会成为非常敏感、高度安全化的问题，被认为会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最后，国家间卫生合作也时常因为双边政治关系波动和地区

局势变化而受阻，比如中越之间关于艾滋病的防控合作就受过影响。
但是，地区制度化合作与国家间合作的滞后并不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治
理的全貌。与自上而下的治理效力不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边境地区的跨境传

染病联防联控机制有效应对了该地区跨境传染病的卫生安全挑战，成为地区公共卫
生治理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协作治理是如何形
成的？本节将通过对疫病防控国际规则、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的合作关系过程
以及跨境传染病治理实践的梳理，检验上文提出的规则—关系治理模型的有效性。

（一）国际规则：“遏制疟疾”的全球目标与框架
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WB）联合发起“遏制疟疾”（Roll Back Malaria，

简称 RBM）项目，旨在针对疟疾采取全球协调行动。据当时的官方统计，这种传
染病高发于非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地区，影响人数达 32 亿，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
与发展。20 世纪 80—90 年代，非洲疟疾疫情持续恶化，主要原因是一些常用的抗
疟疾药物没有得到普及、很多地区基本卫生服务落后、蚊子对杀虫剂的抗药性不断

提升。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各国交界处，疟疾疫情的不断反复使得该地区成为
世界上抗药性最高的地区，疟疾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①
“遏制疟疾”项目是全球首个针对单一病种防控的综合性蓝图，为全球疟疾防

控提供政策、技术和资金支持。首先，该项目支持和促进相关地区和国家进行疟疾
消除活动，提高各国对疟疾的关注程度，推动各方将疟疾防控作为政策优先领域和

① “World Malaria Report 2005,” Roll Back Malari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UNICEF,
2005, pp. 1-3,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3213/9241593199_eng.pdf;seque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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