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补它在西方的损失。 这虽然不能作为中俄关系的“历史情结”，但毕竟是历史
①
教训。假设俄罗斯作为博弈一方，而中美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可能在理论上风险
比较低，但现实在于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无论如何中俄不应该成为博弈的

对立方。当然，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中美的合作将在相当大程度上产生重要的平衡
②
作用。 二战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中国与美国合作密切的时候，中国就比较安全，
也发展得比较顺利。对中国而言，当前的博弈内容在于，如何在中高风险博弈中寻

找“战略时间差”，使之转化为低风险博弈，甚至是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
冷战结束后，欧洲一度认为俄罗斯不再是欧洲的威胁，但最近几年欧洲重新恢
复了对俄罗斯的恐惧感：一是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其中包括 2014 年俄罗斯从乌克
兰手中拿走了已经在乌克兰管辖之下达 60 年的克里米亚半岛，欧洲担心俄罗斯继

续使用手段肢解欧洲东部的一些国家。 从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来看，欧
③
洲认为它们的担心已经转为现实了，尽管欧洲国家不直接出兵援助乌克兰，但相关
的援助却以各种方式投向了乌克兰。二是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欧洲认为俄罗斯

主要是维护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和自己的地缘经济利益，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
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明显。因此，从战略层面上看，美国是否完全放弃了对欧洲安全

① 俄国在 1853—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转向东方，从 1858 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到
1901 年的《辛丑条约》，以各种形式从中国抢占了 155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俄国在欧洲失败后
日益丧失了大国形象，但在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之下，俄罗斯从大清帝国得到了最大的“补偿”，
从而使俄国的帝国形象重新可以和其他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相比。这是连俄罗斯自己也没有想到
的最大超值收益。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68 页；胡键：《“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
大清帝国的安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② 即使是在冷战时期，中美也有过这方面的默契。例如，1969 年 3 月，苏联在中国领土珍
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当年秋天，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据阿·舍甫琴科的回忆，
当时苏联高层分歧很大，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报告因获得了基辛格的警示而作了清醒
的估计：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这样的行动将冒苏美对峙的风险。当然，中
国也获得了这方面的信息，并准备坚决抵抗苏联的核冒险。最后，在美国的反对下，苏联放
弃了该冒险计划。促使苏联放弃核冒险计划就是中美在战略上的一次重要的正和博弈。参见
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郭健哉、隋竹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95 页。另外也可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一）》，陈瑶华等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8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5-126 页。
③ 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俄罗斯所面临的来自北约的威胁来分析克里米亚问题的，基本
上都是一些媒体评论性文章，学术研究性成果少见。西方学者则认为克里米亚问题主要是俄罗斯
的强权和普京的“无拘束、叵测的冒险主义”所致。参见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6, 2014,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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