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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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4 期
如果这些国家全面追随美国，其既有数字技术能力优势很可能逐步弱化甚至丧失，
进而对其提升经济实力造成较大冲击。这一后果不但将导致这些国家更加依赖
美国，更将直接违背其寻求美国安全保护的初衷。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寻求美国
安全保护不但要确保其基本生存，同时也要换取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机
①
遇。 概言之，美国数字技术能力优势不够突出与针对中国的政策对抗性更强
的组合，导致东亚国家即使有意依赖美国技术保障也不得不尽量坚持战略对冲，
以免遭遇更大的战略和经济损失。坎贝尔和沙利文也曾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技
术限制超越限度会促使其他国家寻求与中国合作，反过来也会损害美国的创新
能力。
②
再次，美国战略信誉下降强化了东亚国家的战略对冲倾向。美国将东亚安全体
系延伸至数字空间的努力要真正赢得东亚国家的信赖和支持，不仅有赖于其数字技
术能力优势，而且深受其战略信誉的影响。而在美国盟国和伙伴看来，2017 年以来
美国的战略信誉水平始终难以令这些国家感到安心。在此背景下，高度依赖美国将
使这些国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东亚国家更倾向于维持战略对冲而非强化依
赖。日本和新加坡在 2018 年前后逐步调整了此前更具对抗性或竞争性的对华政策
就是典型例证。
③
为争取盟国和伙伴的支持，美国推出了“俱乐部合作”的战略，即根据问题
性质形成不同的合作组合，比如美日澳印四国合作、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
（AUKUS）等。 这类小范围的合作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协调能力，提升合作效率，
④
但是却无法保证盟国伙伴持续受益，还可能损害相关国家的利益。比如美英澳三
边合作导致法国的利益严重受损，也使得部分东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① Kent Calder, “Securing Security through Prosperit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2004, pp. 139, 144-149; Lindsey Ford and Zack Cooper,
“America’s Alliances after Trump: Lessons from the Summer of ’69,”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4, No. 2, 2021, p. 114；有关美国与其盟国收益补偿以及盟国战略自主的讨论，还可参见刘丰：
《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外交评论》2021 年第 6 期，第 36-37 页。
②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2019, pp. 106, 107. 类似逻辑也存在于其他安全领域，参见聂文娟：《东南亚地区中美战
略均衡的机制论》，《国际政治科学》2022 年第 1 期。
③ 孙学峰、张希坤：《中美战略选择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5 期，
第 12-13 页。
④ 阎学通：《编辑寄语：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非冷战化》，《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4 期，第
III-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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