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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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 期
们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联合国维和”这个自变量引入国家建构这个研究纲领，
填补了从蒂利开创的国家建构的“组织化暴力”驱动模型和外生（强制性）国家建
构研究的一个空白，为国家建构知识的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边际贡献。与此同时，本
文有着重要的对策意义。抛开联合国维和对国家建构影响的方向不谈，就影响的绝
对值而言是较小的。这个发现与此前外生（强制）国家建构的发现相似，表明国家
建构主要还是内生的政治和经济过程。
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国家建构效果是显著消极的。
实际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国际军事干预对于防止冲突复发，效果“最好”，
甚至可能是恢复和平“唯一可靠”的途径。 尽管如此，根据本文的发现，联合国
①
维和并不总能产生积极的国家建构效果。相反，我们的经验发现印证了克里斯托
弗·科因（Christopher Coyne）的“涅槃谬论”，同时质疑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
对（联合国）维和功能的扩展。
然而，本文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极国家建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
“自由主义”和平建设模式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模式下，目标国被迫实行去中心化
的激进国家转型和变革，加剧了国内冲突，导致战后重建屡屡失败。 联合国要发
②
挥积极的国家建构功能，有赖于转变和平建设观念，既要给予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
国家更大的决策权，又有必要接受维和行动的“中国方案”，其核心是以发展促和
平的先进理论，强调在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保和平。这
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效果很好，正在上升为联合国的标准和规范。 如前
③
所述，促进经济发展只是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副产品，但在“中国方
案”中，经济发展则是国家恢复和重建的前提。从经验上看，中国参与联合国对苏
丹等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已经对目标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东道国冲突问题的
解决，通过加强农业种植、人才培养和产业园建设等经济合作与援助渠道，加速了
① James Dobbins et al., The Beginner’s Guide to Nation-Building,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7, p. xviii.
② Roland Paris, “Saving Liberal Peacebuild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2,
2010, p. 337.
③ 例如，可参考何银：《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国际政治研究》
2017 年第 4 期；何银：《中国的维和外交：基于国家身份视角的分析》，《西亚非洲》2019 年
第 4 期；何银：《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的条件：以东帝汶维和行动为个案》，《外交评论》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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