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0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1980 2015

东道国经济的恢复，并且提升了东道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如果“中国方案”能够
①
成为联合国维和的主流，必将实现新一代维和的国家建构功能。
本文为探讨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学者们在总结二战后初

期成功的维和经验时，强调维和要足够长、投入资源要足够多。显然，信息含量更
丰富的变量包括某次维和行动某年派往某目标国的维和总人数、不同类型的维和人
员——包括武装警察、非武装警察、军事人员等——的规模，以及维和持续的时间。

从直觉上讲，联合国维和的效果会受到目标国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假
如我们把这些因素纳入分析，可能会发现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国家能力的影响将不
再是消极的，而是有条件的积极。前文提及联合国维和在地理上的范围是有限的，
但本文的经验检验——尤其是因果中介分析——表明，局部的联合国维和确实产生

了广泛的不满，降低了目标国国民的纳税意愿。这个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它与目标
国的人口分布和经济结构存在着密切联系，可以推测也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传
播路径变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的问题，需要借助地理—

维和数据来回答。 同样重要的是，本文探索的对象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至于
②
北约、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法国等大国的维和效果，也是后续研究需要回答
的问题。
【来稿日期：2022-01-01】

【修回日期：2022-07-21】
【责任编辑：谢 磊】

① 王耀胜：《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作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② 例如，Deniz Cil et al., “Mapping Blue Helmets: Introducing the Geocoded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Geo-PKO)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7, No. 2, 2019, pp. 36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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