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P. 63
2023 年第 1 期
临的“安全困境”如果向极端化发展，可能将安全全球化推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全球安全困境”。第二，前述生产性活动与安全类活动的预期收益升降为相对
态势，而并非后者绝对高于前者，所以安全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一种因应环
境变化的合理策略，除非安全类活动预期收益绝对高于生产性活动预期收益，这种
情况下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行为体将选择从事安全类活动而非生产性活动，
同时它们面临的安全形势还将继续恶化。
之后，我们将以国家为观察单位，分析安全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和调节机制。 选
①
择国家而不是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是因为后者不存在安全全球化的逻辑，而是因为
前者在当今世界更加重要。正如约瑟夫·R. 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所说，
“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 爱德华·库罗德兹（Edward A.
②
Kolodziej）也指出，“国家击败了其他所有的政治组织竞争者，如今世界社会虽然
是由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民族构成，但这些民族已经选择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
单元，去管理其内部和外部事务。而其他社团如天主教会或者伊斯兰宗教群体，虽
然也命令其追随者宣誓效忠，但是它们要么无法拥有全国人民对民族国家坚定的承
诺，要么无法拥有民族国家的物质性权力”。
③
三 安全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和调节机制
以上从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现象的发生，背后反映的底层逻辑是世界经
济结构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以致生产性不足，没有足够的增量收益平衡前沿
国家保持权力差距和新兴国家维持境况改善速度之间的矛盾，由此经济全球化兴盛
期的全球博弈由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国家间关系中的竞争性乃至对抗性上升。
（一）世界经济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
世界经济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的表现之一是全球生产能力下降，反映为世
① 唐世平在分析“安全困境”时曾经区分了产生“安全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以及“安
全困境”的“调节者”，后者虽然也是“安全困境”的特征，但对其兴起和持续来说，既不是充
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参见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
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2 页。借用这一提法，本文将促成安全全
球化的最根本决定性机制表述为底层逻辑，将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但不能逆转或取消这一
过程的机制表述为调节机制。
② 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 页。
③ 爱德华·A·库罗德兹：《安全与国际关系》，颜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 页。
· 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