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较高水平，微观经济主体拥有较多投资获利的机会且愿意将之付诸实践，较高的储
蓄率也支持储蓄转化为充足的投资，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足以将市场利率支撑在一定
水平之上且能够保证债务规模在可持续水平上积累，消费者面临的通胀威胁较小，

价格水平相对平稳，由此带来稳定的经济环境预期。耗散结构相反，其中的经济主
体基本特征是倾向于消耗性散离，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乃至负增长状态，微观经
济主体缺乏投资机会甚至面临严重的持续损失，因此不愿意储蓄和投资，市场利率

长期维持接近于零的低水平甚至保持名义负利率，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更差，所以借
出方宁愿承担相对较高的负利率水平，以免未来负得更多以致损失更大。但是如果
通货膨胀威胁上升，哪怕名义利率为正，在通胀侵蚀下实际利率可能为负或较低，
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对经济环境缺乏稳定预期。在耗散结构的世界中，各国将资源投

入生产性领域的激励动机进一步降低，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最终可能在偶然或
非偶然冲击下，安全临界条件失守，甚至演变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体系性崩溃。
（二）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调节机制

除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的底层逻辑外，经济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演变的辅
助性机制还有两项：“智猪博弈”转向“囚徒博弈”、“同规博弈”转向“异规
博弈”。具体来看，第一项调节机制是在技术创新慢于技术扩散的前提下，处于
领先位置的前沿国家的技术或制度进步及其支撑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受阻于

横亘在现实与“无尽前沿”之间的“创新之墙”，迅速赶超的新兴国家综合实力
不断逼近因“创新之墙”而近乎止步的前沿国家，全球战略博弈遂由“智猪博弈”
转向“囚徒博弈”。

技术进步一方面源自内生的创新，另一方面源自外部先进技术的引入及消化
吸收再创新，后者即广义的技术扩散。相对于由较大偶然性因素驱动的创新带来
的技术进步，有参照或学习对象的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更快一些。例如移动电
话的基本原理 1940 年就由贝尔公司发现，但由于相关配套发明的推进缓慢，直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推出 AMPS 标准的模拟
移动电话。随后的技术扩散过程就变得十分迅速，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第一
个商用移动电话系统在日本东京上市；80 年代欧洲迅速将其标准化并确立了全球

移动通信系统（GSM）标准，并经芬兰、瑞典等国的制造商快速推向全世界。
实际上，对于处于前沿位置的国家来说，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或与其他潜在竞
争对手的技术差距，其更倾向于放慢技术扩散的速度。尽管如此，美国延缓技术或
知识扩散的努力并未取得足够成效，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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