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2023 年第 1 期

同时向中美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 这样既可以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
①
题，也可以避免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因素上升。不过，如果美国对中国“威胁意图”
和“威胁能力”的过度想象得不到纠正，其想象中的威胁膨胀（threat inflation）将

②
难以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会受到极大抑制。
第三，提升以武力或其他胁迫方式等公害产品影响别国行为的成本。例如，对
非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实施的对外军事行动施加更强的道德、法理、经济乃至军

事约束；限制主要大国将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的能力，特别是国际货币发行国
利用在货币上的垄断及对国际支付结算系统、报文系统等的控制力，制裁、封锁、
惩罚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公共及私人部门的能力，推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多元化。
（二）关于治本策略的讨论
要从根本上扭转安全全球化滑向全球安全困境的方向，回归经济全球化和广泛

国际合作的轨道，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特别是推动“创新之墙”向无尽
前沿更快挺进，在此基础上逆转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节节下行的态势，创造出更大
规模的全球生产力，从而让各国由侧重“分蛋糕”的存量博弈重新转向侧重“做大

蛋糕”的增量博弈。
在此过程中，边疆或者更广义的边缘地带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一国之
内的边疆，还是国际体系里距离权力中心国家较远的边缘地带国家，其共同的特征
是，它们在这个非均质分布的权力结构中，处于硬权力或软权力影响相对较弱的区
域。地理距离近远与权力影响强弱往往存在一致关系。特别是历史上在技术条件不

足以让中心区域充分地从远距离投射权力影响时，这种情况更是如此。
本文主要还是从中心权力影响强弱的角度界定一个地区的边缘程度。中国周朝
的五服制，对边疆区域相对于中心区域的弱权利义务性有着非常形象的说明。按照

《国语·周语》的记载，天下被分为五服，由王都向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为甸服、

① 关系专用性投资一旦作出，撤回或转移其用途所造成的价值缩水的代价将非常大，所以
投资一方会倾向于维系与被投资一方的既有关系，从而表现为被投资一方拥有了支配或影响投资
一方的权力。参见冯维江：《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
性投资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1 期。
② 有的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威胁膨胀是评估中国军事能力和领导人军事安全意图的一
个主要问题。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美国的权威评估（尤其是非权威评估）往往采用不充分、扭
曲或不正确的证据，使用严重夸张的语言，表现出草率或不符合逻辑的思维，或依靠一刀切的断
言，似乎更多的是来自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情感冲动，而不是对真相的客观探索”，“威胁
膨胀破坏了中国内部那些赞成温和的声音，大大增加了中美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危险，并将美国大
量的资源从国内外急需的非军事用途中转移出来”。参见 Michael D. Swaine, “Threat Inflatio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Quincy Paper No. 7, June 2, 2022, https://quincyinst.org/report/threat-inflation-
and-the- chinese-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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