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2023 年第 2 期

纳入政治机会结构框架之中。 集体行动框架与主流文化思潮之间的关联同样适用
①
于国内政治动员。社会凝聚力与精英共识受到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二者都对外交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凝聚力关系到国家资源的汲取能力，

而精英共识关系到对于威胁的认知与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总之，当外交决策符合
②
主流文化思潮时，国内政治动员会更加成功；反之，则会遭遇民众与精英的反对，
使动员举步维艰，降低决策的合法性。

国内政治动员还需要关注民众对于冲突国家关系认知的变化。与影响“机会窗
口”的国际形势所强调的客观国际因素不同，国内政治动员中的“与冲突国家关系
的变化”更强调对于国家间关系的主观感知，其主要目的是增强对外政策的国内合
法性。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不同的“共有知识”建构出行为体不同的身份与利益。

在“康德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彼此认知为朋友，遵循的是互助与非暴力的原则；而
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彼此认知为敌人，可以相互摧毁，并侵害对方的主
权。 国家间关系认知存在“路径依赖”，从而能保持相对稳定性。与冲突国家关
③
系的变化跟主流文化思潮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二者相契合，更可能引发共鸣，
助推国内政治动员的成功。但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关系转变存在“关键节点”
（Critical Junctures），关键节点作出的抉择排除了其他选择，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效
应，一定程度上决定事态的发展与走向。
④
在初步阐释“机会窗口”概念及构成后，还有三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本文
“机会窗口”的内部构成（国内政治动员）与外部构成（国际形势变化）是以内部
合法性与外部权力分布为划分标准的，目的是使分析框架更加清晰，但二者所产生

的影响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参见图 1）。第二，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以长时段
因素为主，它们对于短时期内开启的“机会窗口”有两点影响。其一是国际和国内
形势变化是复杂和渐进的。决策合法性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大国介入纳卡冲突

① Koopmans Ruud and Paul Statham, “Ethnic and Civic Conceptions of Nationhood and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Germany and Italy,” in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eds.,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225-253.
② 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 页。
③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Giovanni Capoccia and R.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59, No. 3, 2007,
pp.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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