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

2023 年第 5 期

国家和亚洲—太平洋国家之间并不充分共享规范框架的背景下，以及被新冠肺炎疫
情加速的双方沟通不畅和互相戒备的情况下，美国主导的“一体化威慑”及 AUKUS
所欲劝阻的主要目标，恰恰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与政治安全之所系。 这使威慑
①
方对“威慑有效性”的追求从根本上更可能导向对“战略稳定性”的撼动而不是巩
固。而“一体化威慑”更由于其全方位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铺陈，平添了中国与
美国深陷双方本都不想要的恶性冲突的风险，并将大大提高潜在冲突的原初范围和

规模，使中美双方的可能消耗更大，并随之破坏两国在往后阶段和一些领域中本可
能达成“大国协调”的前景，使未来的中美关系积重难返。同时，在渐次推行的过
程中，域内国家对这种针对主权安全的劝阻及其引发的安全困境的预期，也将作用
于一体化威慑和 AUKUS 的实施与环境的互动中。

综上，AUKUS 最终有可能在内外困难的相互交织下，陷入一种“成本和延误
陷阱”，即在旷日持久的成本分摊谈判过程中，分歧逐步扩大、政治共识日益消耗
并受到外部影响，最终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②

结 语

1960 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便在《冲突的战略》中论述道：

“威慑概念的演变对我们的目的是有指导意义的……准备在特定地区进行有限战争
可能会减少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因为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可以保留选择较小的邪
恶……如果将实施报复的手段和报复的责任交给那些决心最坚定的国家，就像最近

提出的‘核共享’，报复性的威胁会更加可信。” 如今， 美国以“不对称多极”
③
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和以“印
太”为建构区域，并通过“网络化”的方式，灵活统筹和“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

① 陆伯彬：《穿越台湾海峡——威慑、升级控制与中美关系》，刘凌霄译，《国际政治研
究》2004 年第 1 期，第 39 页；张文宗：《美国对华威慑与胁迫及中国应对》，《现代国际关系》
2016 年第 12 期，第 29-30 页；汪曙申：《中美竞争视角下美国介入台海的政策探析》，《当代
美国评论》2022 年第 4 期，第 116-117 页。
② Brent Sadler, “AUKUS: U.S. Navy Nuclear-Powered Forward Presence Key to Australian
Nuclear Submarine and China Deterrence,”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12, 2021, https://www.
heritage.org/defense/report/aukus-us-navy-nuclear-powered-forward-presence-key-australian-nuclear-
submarine-and-china-deterrence.
③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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