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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4 期

还是再战的争论，与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财政困难，再动员的策略，等等。
这些令人生畏的任务制造了一种错觉，即在内战发生之后， 国家的政治生态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样的理解会导致系统性偏差。原因在于：反政府领

袖和普通士兵、政治精英和平民的处境可能很不相同。参加战斗的不是领袖，而是
①
普通的反叛者。 他们是政治精英的工具，被利用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反叛领袖
会利用士兵的不满来实施动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普通士兵来讲，由于对公

共物品需要未被满足而产生的怨恨是被动员的基础。他们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安
全、健康、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等正常需要。既然平民参与武装叛乱的决定是基于
怨恨，那么他们是否会响应再次动员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前的不满在多大程度
上得到了缓解。当然，由于军事失败或者统治者承诺不可信，挑战者可能会暂时放

下武器。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怨恨没有化解，他们就永远都
是潜在的反叛者。不仅如此，战争本身所造成的人身、精神和财产损失还会增加新
的怨恨。所以，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说，冲突前与冲突后的政治生态之间存在着紧

密的联系。索马里内战（1986-1992 年）是由生活在北部的伊萨克氏族（Isaaq）发
动的。他们在索马里独立之后饱受中央政府的歧视和压迫，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
索马里兰（Somaliland）宣布独立建国。这个政权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
②
认，却实现了可持续的和平，因为他们“怨恨”的对象已经消失了。
实际上，一些对内战复发的研究间接地把怨恨视为反叛者再次拿起武器的原
③
因。有学者强调了社会–经济恢复对防止冲突复发的重要性。 虽然他们没有把
社会–经济复苏与怨恨或反抗者的动机联系起来，但这些解释确实涉及广义上的

公共物品供给。公共物品供给本质上是资源的分配或再分配，其物质基础主要来

① Barbara Walter, “Does Conflict Beget Conflict? Explaining Recurring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3 (May 2004), pp. 371-388.
② Mark Bradbury, Becoming Somaliland, London: Progressio, 2008.
③ 可参见 Charles Call and William Stanley, “Civilian Security,” in Stephen Stedman, ed.,
Ending Civil W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ace Agreement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 303-326;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On the Incidence of Civil War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February 2002), pp. 13-28; Robert Orr, “The United States as
Nation Builder: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Robert Orr, ed., Winning the
Peace: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pp. 3-18; Barnet Rubin,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Post-conflict
State-building,” in Charles Call and Vanessa Wyeth, eds., Building States to Build Pea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p.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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