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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4 期

求。所以，那些旨在解决政治对抗的和平协议被认为降低了弥漫于叛军士兵中间
的怨恨。如果反政府组织领袖满足不了他们的追随者，那么在国际社会的努力推
动下签订的和平协议就会抵消叛军领袖利用社会怨恨所做的动员。

根据上述分析，怨恨对于内战复发很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重要的是，
怨恨或许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整合内战发生和复发的研究。这也是现有的内
战研究存在的另一个不足，那就是缺少能够同时解释冲突发生和复发的统一理

①
论。 尽管如此，怨恨并不适合用作这个统一理论的解释变量。这个概念存在着若
干“内在不确定性”，比如缺少直接的度量、无法清晰地辨明相对被剥夺感的类
②
型以及难以识别族群成员的共有价值。 把怨恨转化为公共物品供给则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上述问题。“公共物品”简言之指政府向公民提供的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的安全、政治、福利和经济资源。 本文作者已经论证，公共物品供给能够较
③
④
好地整合怨恨和机会这两个概念： 一方面，怨恨在本质上是公民对于国家未能提
供最低限度可接受的某种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只有那些对公

共物品现有供给或分配不满意的人才会寻找机会。所以，公共物品供给可以用作
建立内战发生和复发整合模型的解释变量。

二 怨恨、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冲突结束后最迫切的挑战是捍卫和平。本文的观点是
持久和平的维持取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无论战后掌权的原政府，还是通过

战争上台的新政府，都无法回避履行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功能。可以认为，

① 有少数学者试图用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内战的发生和复发，比如“政治排斥”(political
exclusion)，参见 Charles Call, Why Peace Fails: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ivil War Recurrenc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0-70。
② Ulrike Theuerkauf,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thnic Violence: Do Grievances Help to Explain
Ethnopolitical Instability,” Civil Wars, Vol. 12, No. 1/2 (March-June 2010), pp. 117-139.
③ 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可参见 Inge Kaul, “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19; Paul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November 1954), pp. 387-
389。关于公共物品的特点和分类标准，请参见卢凌宇：《认真对待“怨恨”：公共物品供给与
国内冲突的发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1 期，第 130-133 页。
④ 卢凌宇：《认真对待“怨恨”：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发生》，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3 年第 11 期，第 126-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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