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也刷新了国家安全的概念。由于世界无边
界性的特征日益突出，民族国家以其有限的控制幅度，难以应对高度复杂和高度不
确定的跨界风险。因而，民族国家向上、向下都进行了分权。在外部，国家向上分

权给国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INGO）和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参与全球治
理；在内部，国家向下分权给国内的企业与社会组织，开展国家治理。“随着国家
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民族国家本身正被迫把主权和权力交给它们越来越依赖的各

种国际组织和实体。这些组织既有公共部门也有私营实体，包括跨国公司、企业联
①
合体、政企同盟、纯政府性质的地区协会、贸易集团、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在
安全方面，各国除了关注军事和政治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更关注经济、能源、
生态、信息、资源等被列入“低级政治”范畴的安全问题，并且将之称为“非传统

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问题。实质上，并非这些安全的形态背离了传统，
而是因为人的安全观念太过于保守，未能及时跟上人类社会的新变化。工业社会由
政府独导、自上而下地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统治”或控制的国家安全维护模式遭

遇了空前的挑战。所以，非传统安全在英文中也对应着“非常规安全 ”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即它们不能用工业社会的常规思维进行认识和维护。
人类是伴随着对九一一事件的惊惧与反思走进 21 世纪的。在九一一事件中，
19 名恐怖分子出人意料地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和国防部五角

大楼。这预示着，人类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全新的国家安全与风险挑战将成为“新
常态”。这些安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复杂性、人为性、非对称性等特征。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九一一事件意味着“空
间时代的象征性终结”。他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说：“空间时代起源于古
代帝国的中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经过中世纪城市的护城河、吊桥和塔楼，在现
代国家的马奇诺和齐格菲防线达到顶峰，终结于超国家军事阵营的北大西洋和柏

林墙。在整个空间时代，领土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任何权力斗争最好的战利品，
是区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标志……土地是庇护所和栖息地：人们可以逃避到这
里，并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这是个安全的地方。掌权者只能在自己的领土

内发号施令；他们在领土边界之外没有影响力。”他认为，九一一事件说明，“没
有一个地方是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会受到攻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具有自我

① [美] 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胡延泓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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