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实上，无论是宣传他者的负面属性、传统价值的崩塌还是群体命运的不确定性，“伊
斯兰国”都在利用其诊断式框架提供的“受害者叙事”（victimhood narrative）来
加强内群体成员对危机的认知，进而鼓吹破坏性行为的合理性。

最后，建构以暴力为报复手段的解决方案。随着内群体成员对危机认知的加深，
“伊斯兰国”需要建构起相应的解决方案，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诱导他们采取
解决危机的行动，二是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提供辩护。因此，与受害者叙事相反，

解决方案需要宣传自我的正面属性、传统价值的回归以及如何追求确定性。在宣传
自我的正面属性上，“伊斯兰国”将内群体成员描绘成纯洁的、正义的以及不畏生
死的象征，是拒绝屈辱与征服的“卫士”和“战士”，是为“解放”伊斯兰世界而
殉道的“烈士”，这就和外群体成员邪恶的、非正义的、贪生怕死的形象形成了强

烈对比。在宣传传统价值的回归上，“伊斯兰国”认为应该恢复到《古兰经》和“圣
训”所描绘的伊斯兰世界。为此，“伊斯兰国”要求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并重
新执行沙里亚法。在宣传如何追求确定性上，“伊斯兰国”驳斥了宣教、参与政治

活动等非暴力手段的有效性，认为对外群体成员发动“圣战”或实施塔克菲尔原则
才能消灭威胁，重新恢复确定性。为此，“伊斯兰国”赋予“圣战”以多种价值和
神圣性，同时警示不参与“圣战”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伊斯兰国”
通过其建构的处方式框架与促发式框架来引导目标群众对外群体成员采取暴力的

报复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恐怖组织对认同的建构是循环往复、自我强化的，当建
构以暴力为报复手段的解决方案之后，是否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异见统治者，就成为
区分内外群体的一个标准，同时再次加剧对外群体的危机认知，因而采取暴力的报

①
复行为也变得更加紧迫。

四 行为激进化的中介因素：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

前文分析了行为激进化的推动和拉动因素。需指出的是，具有负面情绪的个体
或群体在与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接触之后，才会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
源，仅就此而言，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行为激进化中扮演着中介因素

① Haroro J. Ingram, “A ‘Linkage-Based’ Approach to Combating Militant Islamist Propaganda:
A Two-Tiered Framework for Practitioners,” ICCT Policy Brief, November 2016, pp. 1-21, http://psc.
bellschool.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2016-11/icct-ingram-a-linkage-based-
approach-nov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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