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

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
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
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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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立于文武班中间。” 由此可见，虽然辽太宗有“混一天下”之志，但对所谓
“夷夏之别”仍有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妥善处理蕃汉关系成为稳定新占领区的重
中之重。然而不久之后，辽太宗因部下横征暴敛与削夺藩镇权力导致各地义军蜂起
②
而退出汴州， 成为辽帝国快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太宗在北返途中曾对此次南下
进行检讨：“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
③
使还镇，三也。” “三失”中前两“失”皆与契丹旧俗“打草谷”有关，“打草谷”
一词最早见于《新五代史》，“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
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人兵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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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打草谷’。” 虽然“打草谷”一词出现远远晚于契丹民族形成，但其实史书
中关于契丹早期历史的描述中颇多类似的记载。4 世纪时，北魏军大败契丹，“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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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 所
谓“寇盗”指的就是具有经济目的的掠夺。以掠夺供应军需，即“打草谷”旧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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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就是这种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 此时的辽帝国，已经具有了颇成体系的南
北面官制，也已经具备比较丰富的统治农业移民的政治经验。即便如此，还是因为
“打草谷”这种旧习而激起民变，辽太宗所顾忌的“夷夏之别”没有在统治阶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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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反映出来，反而在广大的民间有所反映， 这也许是辽帝国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也正因为这一次的失利，令辽帝国统治者开始真正意识到所谓“夷夏之别”不仅仅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86《后汉纪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9338 页。
② 有关这个话题，大部分学者认为辽太宗退出汴州是因措置失当而被迫放弃中原，参见陈
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6-118 页；张正明：《契丹史略》，北
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5-36 页；舒焚：《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5-246 页；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80-782 页。但近年
出现不同的声音，认为辽太宗有意将统治中原的中心北移，退汴北上只在早晚。并且太宗离汴后，
各地契丹藩镇并未随之撤守，从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也看不到放弃中原的迹象。参见林鹄：《论
辽太宗离汴非弃中原》，载《文史》2015 年第 2 辑，第 281-288 页。
③ 脱脱：《辽史》卷 3《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64 页。
④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2《契丹》，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98 页。
⑤ 魏收：《魏书》卷 100《契丹》，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223 页。
⑥ 罗继祖、刘庆：《〈打草谷辨〉辨》，载《社会科学辑刊》1985 年第 5 期，第 55 页。
⑦ 有学者认为五代时期华夷之别泯灭，对于藩镇而言，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天子究竟是
汉人、沙陀人还是契丹人其实并无分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停止横征暴敛并维护藩镇利益，与之
相勾结，民间烽火恐不难扑灭。参见林鹄：《论辽太宗离汴非弃中原》，载《文史》2015 年第 2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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