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1期

2020 年第 1 期

成药品、日用品，以随身携带、夹带与托运等隐蔽方式出入境，预防难度较大。国
际恐怖势力利用网络、光盘等方式长期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极端思想和暴恐“圣战”
宣传，以及传播一些易燃易爆品制作方式的视频，实施“网络恐怖主义”，极易使

一些思想受到毒害的“良民”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接受极端思想，学习暴恐技能，
自我极化而“升级”为极端或暴恐分子。
3. 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增添了其治理难度

边疆地区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具有很强的涉外性，也是外交的敏感地带。
引发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载体和途径多样，不同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国
内与国际之间关联密切，如暴恐问题往往与民族宗教问题、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
相互缠绕，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彼此交织；跨国贩毒、走私枪支弹药与恐怖

主义经常盘根错节、互为一体；跨国民族宗教问题与暴力恐怖活动经常复合演化，
连锁反应，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极易引发国际事件。入境旅客携带物
具有碎片化、小额化、高频次特征，跨境快件、邮包量小、件多、品类杂，监控

检验检疫难度大。新发传染病可以通过大气、洋流、季风等自然途径以及通过跨
国旅客和邮件等人为途径进行跨境跨国传播。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威胁还与风
险、紧急事件、危机、灾害相关联，导致破坏效应的传递和扩大，从而增加了其
治理难度。

4. 跨境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应对力量的不对称
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时代，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发生的缘由难以识
别，有的由自然因素引发，有的由人为因素引发，也有自然与人为因素复合引发。

①
人为因素又可分为人为发展、人为事故与人为冲突三种类型。 跨境非传统安全事
件爆发的时间与地点、演化过程与发展态势难以确定，如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重大
传染疫情、国际暴恐活动等爆发时间和地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其威胁主体身份难
以确认，源头难以判定，过程难以追踪，手段难以明确。若国际恐怖组织通过国际

贸易途径将核生化、生物战剂的危险品偷运入境，就能用较小的成本制造极大的灾
害或灾难，而应对方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跨地缘、跨国家、
跨部门的协力共治，才能有效治理。

① 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0-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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