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太平洋的投射能力，通过“反介入/区域拒止”对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
而在中方看来，美国强化地区军事存在，升级军事同盟，持续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
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再次，就各自感受的安全度而言，中美各自维护自身
安全的行为，并未带来安全感的提升。一方提升自身安全的措施，引发了另一方采
取应对措施，双方的安全感最终都在下降。从中方看，虽然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但
安全感并未相应增加，感到“处于美国战略包围”之中。从美方看，应对中国崛起

的投入持续增加，但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愈甚。对于管控中国崛
起，美国越来越失去信心。
更重要的是，在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的持续过程中，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大
有愈发加剧之势。在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存在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一种是经典定义的
“安全困境”，强调的是安全困境是由一国的“防御性行为”引起，双方均无恶意图谋；

一国寻求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
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另一种被称为“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state-induced security
①
dilemma），强调的是一国为实现自身安全而“有意”使别国不安全。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首先提出了这一不同于经典定义的安全困境情景，他指出：“一战的案例……
表明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困境。当 1914 年来临时，欧洲大国发现它们自
己深陷于一个愈加剧烈的‘安全困境’。在这样一种情势里，每个国家相信它的安全需
②
要别国的不安全”。 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以“国家行为是否具有损害他国安全的主
观意图”为依据进行区分，实则也阐释了国家之间安全困境加剧的过程。中美在亚太地

区的安全困境，正呈现为经典安全困境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变化的趋势。在对
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上，中美均倾向于认为对方是“非善意的”。美国最初倾向于认为
“中国意图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其进行“最坏打算”“两面下注”。在
不断的政策互动过程中，美国关注到中国以“有违国际规则”的方式设立东海防空识别
区、在南海修建“人工岛”、拒绝承认南海“仲裁”等诸多行为，愈发认为其背后具有
“修正现行秩序”的主观愿望，表明中国有意“破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

位。而在中方看来，美国抑制中国崛起的种种举措本就会带来不安全，并逐渐相信：美
国越来越希望使得中国“不安全”，因为中国的不安全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安全。例如，
美国加强在东亚的反导体系建设、推动“萨德”入韩、提高盟国针对中国的非对称军事
能力等，显然都具有非善意的动机。

① Robert Jervis,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1988,
pp. 317-349.
② Jack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 Janice Stein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5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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