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 年第 2 期

美无法“脱钩”，但仅是“脱钩”的进程和预期就可能对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矛盾起到极
大刺激效应。
第二，新技术条件是否导致中美相互军事威慑失效。中美之间不发生军事冲突的预
期，首先建立在核领域的“相互脆弱性”之上，即中国拥有能够对美国造成无法承受损
害的核打击能力。然而，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在核领域、导弹防御的投入，显著推动网
络、太空的军事化布局，使得传统核平衡态势更趋复杂，中美之间“相互脆弱”态势面

临着越来越大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展，相关技术逐渐得以军事化系
统应用，使得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上的传统军事威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面临新的挑战，
对威胁判断、脆弱性和战略关系的稳定性都会产生影响。例如，依托于人工智能的传感
器技术升级，可能导致潜艇和机动导弹等二次打击力量更易被摧毁；高超音速武器可能
依托其“快速性”使得目前多数防空武器失效；这些都会打破基于相互脆弱的威慑效能。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造就新的军事力量，从而引发军备竞赛，抑或增加国家在危机中
①
有意无意间动用核武的可能性。 中美围绕网络、太空等新空间和新技术的投入日益呈
现“竞争性”，虽然有着各自追求安全的合理逻辑，但显然这并不能够确保两国寻求的
安全，相反很可能出现“越投入越脆弱”的前景，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第三，意识形态因素会否成为中美竞争的新内容。安全关系是导致战争的重大
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安全困境的情形下，意识形态的相互敌对——关于社会
②
权力在国家内部如何组织的冲突——也对国家间的敌意和战争产生重要作用。 在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践中，意识形态因素似有上升趋势。例如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声称“威权主义”侵蚀所谓“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美国副总统
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涉华演讲中污蔑中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Mike Pompeo）提出中美竞争是“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美国国务
院政策规划司前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宣称“与中国的斗争是美国从未
经历的不同种族、意识形态的竞争”。有美国学者认为，贸易战反映了中美制度和
意识形态的碰撞；而中国日益增大的地缘政治雄心和美国更加强调竞争的政策，正
③
逐步使意识形态问题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 中美在各领域竞争态势的抬升，能否
导致更加剧烈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竞争，将是决定中美能否出现冲突的重要因素。

① Edward Geist and Andrew J. Lohn, “How Migh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ffect the Risk of
Nuclear War?” 2018, https://www.rand.org/blog/articles/2018/04/how-artificial-intelligence-could-increase-
the-risk.html.
② [美] 罗伯特·J. 阿特、罗伯特·杰维斯：《政治的细节》（第 10 版），陈积敏、聂文
娟、张键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版，第 317 页。
③ Abraham Denmark,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March 27, 2018, https://
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ideological-competition-the-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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