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 年第 2 期

（三）身份定位与意识形态差异加剧安全困境
中美安全困境加剧的另一表现在于，双方越来越倾向于基于对对方的身份定性——
而非以实力或意图是否带来威胁——进行安全判断。中美均认为本方是现状国家，同时
①
越来越怀疑对方不是现状国家。 美国 2017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防部《印
太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改变现状的国家”“破坏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中
国则认为，美国不仅长期拒绝顺应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在全球

范围层次展现出越来越强的“修正主义”倾向，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曾领导了现代
国际体系的建构，时移世易，它现在眼看着一步步退化成它一手推动形成的那个体系的
破坏者。华盛顿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其实它才是当今世界最
②
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这就导致两国愈发倾向于从对方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身份
定位，观察对方的政策和意图，对其行为作出判断。事实上，即便中美就是对方眼中的

“修正主义国家”，这种身份定性本身并不会对两国的基本安全构成威胁。而各自基于
对对方的定性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却带来了真正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可能加剧双方在亚
③
太地区的地位和角色竞争。 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在实力层面带来潜在威胁，而且对
方的现实行为更加固化了其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身份定性。
安全困境本身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并不强调困境中双方内部的意识形
态与制度差异。然而，在“谁是修正主义者”的身份定位差异之下，近年来意识形
态与国内制度的差异越来越成为影响中美彼此战略判断的因素。2017 年 12 月出台
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列入“压制性政权”阵营，将美国面临的“大

国竞争”界定为以其为代表的“自由社会”与“压制性政权”阵营之间的斗争。这
种基于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国内制度的定位变化绝不仅仅限于特朗普政府，而已经成
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曾任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认为，“经济增长曾被认为不仅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开放，也会带来政治的自由
化……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美国对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塑造中国发展轨迹过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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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也就是说，美国民主党精英同样在从国内政治因素出发重新定位对华战略。
这一定位变化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大国竞争”绝非美国与日本、欧洲盟友之

① [美] 江忆恩：《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胡
若愚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2 期，第 122-126 页。
② 社评：《美国才是真正最大“修正主义国家”》，载《环球时报》2018 年 3 月 12 日，
第 12 版。
③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
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9 期，第 48 页。
④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pp.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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