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中导条约》与全球战略稳定论析

首先，《中导条约》从产生到终结，归根结底都是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从本
质上来讲，包括《中导条约》在内的国际军控体系都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属
于国际关系中的上层建筑。国际经济、科技和军事格局的变化，势必引发国际军控
体系的主体、客体和游戏规则的演变。《中导条约》诞生于苏美攻守异势的冷战后
期，既反映了两极均势的总体格局，又可看出当时苏联日趋明显的颓势。它退场于
大国竞争卷土重来的后冷战时代，国际经济多极化逐渐引发军事多极化趋势，陆基

中导的常规打击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形成于两极均势基础上的《中导条约》越来越
难以维系。因此，美俄近十多年来不断提出退约或全球化之议。
其次，国内政治也是影响《中导条约》“生”与“死”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
局势和社会思潮决定了是否有利于达成和维护军控条约。在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签署
《中导条约》的时候，停止军备竞赛、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在苏联也是民心所向。

一直非常强势的苏联军工综合体在《中导条约》谈判中受到了压制。而 2007 年的
俄罗斯力图重振大国雄风，对《中导条约》的看法也有了重大变化，因此才同时抛
出了退约与条约全球化两个方案。
最后，《中导条约》的缔结与退场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可
以造时势。面对类似的国际经济、科技和军事格局，大国领袖的价值观与安全观不
同，其做出的选择不同，最终形成的国际军控规则也会不同。例如，同样是面对周
边的陆基中导威胁，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的选择是“以牙还牙”，在古巴
部署瞄准美国本土的中导。肯尼迪的选择是公开施压，走向战争边缘，同时通过秘

密外交，悄悄妥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是针锋相对，开展军备竞赛。在《中导条约》
谈判中，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是“大踏步地后退”，努力改善对外关系。如果没有戈
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很难想象美苏能在 1987 年签署《中导条约》。在美国退
出《中导条约》中，如果没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
美国或许仍会努力保留条约。不同的规则将让国际安全形势有截然不同的走向。三
十多年前，《中导条约》的诞生拉开了冷战结束的序幕，国际安全形势逐渐趋向缓

和。而今天，《中导条约》的“死亡”，进一步激化了大国矛盾，给欧亚地区安全
形势增加新变数，它是否意味着新一场冷战即将上演呢？
【收稿日期：2019-12-06】
【修回日期：2019-12-31】
【责任编辑：苏 娟】

·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