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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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 期
理由怀疑美国可能从事有扩散风险或危及其他国家安全的生物技术项目。由于国际
社会针对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武器的区别始终未有统一的定论，《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中也未具体提及。因此，一些国家很容易认定自身已陷入生物防御的不利境地，
转而效仿美国的做法，增加经费投入，更新生物研发技术等，从而导致国际社会生
物防御建设的恶性竞争。有学者明确指出，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研发的界限本就模
糊不清，威胁评估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令人怀疑美国是否遵守了《禁止生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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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公约》，并助长了一种“生物安全困境”，可能导致一场新的生物军备竞赛。
第三，美国将生物研发纳入到国家安全领域的做法，有碍于全球生物科技的开
放与交流。美国《生物恐怖主义预防法》中规定，为生物学家提供资助，以研究对
付生物恐怖威胁的手段，这将使更多的科学研究被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使之与以
保卫国家安全为宗旨的更广泛的军事防卫目标保持一致。 甚至相关生物学家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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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放弃一些成果的公开性和学术交往自由，生物研究活动变成了可疑的对象。 美
国政府将这一领域“安全化”和“政治化”的做法，使得生物技术的研发无法正常
交流与分享，客观上阻碍了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五 结论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在克林顿时期开始酝酿，历经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三届
政府的发展与蜕变，努力构建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
并取得了预期效果。
从发展过程来看，在认知层面，经历了从克林顿时期认为经济繁荣相对重要；
到小布什政府确认生物恐怖主义是美国真正的威胁；再到奥巴马政府首次在《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中，将防备生物武器攻击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的
蜕变；最后到特朗普时期以单独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报告的形式，确认了生
物防御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定位。在关注的领域和政
策向度方面，经历了先侧重国内安全，后兼顾国际安全，最后寻求国际与国内安全
① Jonathan B. Tucker, “Biological Threat Assessment: Is the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Arms Control Today, Vol. 34, No. 8, 2004, pp. 13-19.
② [美] 珍妮·吉耶曼：《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周子
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212 页。
③ [美] 珍妮·吉耶曼：《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周子
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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