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2020 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将
于中国昆明召开，决定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政策安排和框架走向。生
物多样性不仅是自然科学和保护的议题，也是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命

题。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框架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
非传统安全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跃升于国际政治和安全学界，环境和生态威胁成

为重要的安全研究目标之一。然而，与逐渐占据政治话语重要地位的气候安全相比，
学术界对生物多样性与安全依然缺乏重视。
人类活动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是保护物种
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2010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通过了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20 项“爱知目标”。
尽管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认知，但是国际社会缺乏
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安全框架和共同的安全理解，这导致了该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

化，不利于形成全球统一行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议题如
何在不同层面呈现多元安全化的建构。
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重要的全球环境议题之一，但学界对于环境安全框架下
生物多样性安全研究存在不足。环境问题的建构通常需要经历一个从公众的、社会

的、非政治化阶段向安全化阶段的递进过程，使用安全化作为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
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安全建构要素。在生态治理层面，“爱知目标”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重要指标，但是缺乏统一的安全关联导致了安全目标之间的竞争关系，弱

化了目标的整体性。在国际政治层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以来，各缔
约方展开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政治博弈，从各自角度和立场提出安全倡议和关注，甚
至开展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话语角力。在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层面，除了缔约方之外，
其他行为体也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代表性的缔约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普遍关注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但是在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安全问题上缺乏共同的
认知。在国家层面，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主要国家之一，也是积极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缔约方国家之一。以中国为例的生态层面安全化过程可以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宝贵的经验。总而言之，生物多样性安全化有其重要意义，但是
在重要治理框架、协议、方向和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推进安全议程建构，会导致
安全概念的滥用，各安全关注之间相互竞争，不利于构建全球共同的威胁认知和建
设可测量、可量化、可执行的有效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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