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比较各生物安全危害类型，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第一，科技进步显著改进了人
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造成难
以追溯生物安全客体来源。例如，从生物机理上看，自然重大传染病、生物入侵与

传统生物武器、生物恐怖、生物转基因相比，五者并无科学原理上的本质不同，均
是基于自然界生物相互作用，但前两者是自然发生，传统生物武器、生物恐怖则是
对原理的恶意运用，而转基因生物则介于两者之间，非明显恶意。从生物安全防控

角度看，只要跨过特定的技术门槛，生物危害因子就会具有来源模糊、社会性传播
等特征。目前，微生物法医学等科技的发展现状，决定了人们难以可靠地将此类生
物安全威胁进行回溯和归因。
第二，生物安全主体多元性。在生物领域，许多具有潜在生物安全风险的新兴

技术，不是通过专门的国家控制计划开发的，而是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开发，
①
因此涉及众多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 商业化的转基因生物涉及更多行为主体，确
定这些利益攸关方并以有针对性的方式与它们接触，要求政府机构拥有大量资源和

一系列行业的具体知识。
第三，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具有复杂性。新发传染病可转化为全球传染
病大流行；生物武器威胁、生物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更近似涌现行为。遗传资
源流失和剽窃并不必然导致直接的生物健康危害，需要通过其他因素进一步转

化才能形成生物安全危害，如研制新型生物制剂或者谋取重大经济利益。重组
生物有机体等所需的工具在全球易于获取，加上技术迭代扩散和去中心化加快，
很难将恶意进行的工作（如生物武器研发）与有益的科技研发工作区分开来，

很难通过核查发现其非法活动痕迹。 美国高级情报研究计划局（IARPA）原
②
主任贾森·马西尼（Jason Matheny）在接受《原子科学家公报》访谈时指出，
生物科技因具有生物自我复制、技术广为扩散、难于区分研究是否违规三大特
③
点而难以防御。

① Kolja Brockmann, Sibylle Bauer and Vincent Boulanin, “Bio Plus X: Arms Control and the
Convergence of Biology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IPRI, March 2019, https://www.sipri.org/
publications/2019/other-publications/bio-plus-x-arms-control-and-convergence-biology-and-emerging-t
echnologies.
② 刘术、蒋丽勇、李丽娟等：《国外生物安全管理》，载王磊、张宏、王华主编：《全球生物
安全发展报告（2017~2018 年度）》，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 页。
③ Elisabeth Eaves, “IARPA Director Jason Matheny Advances Tech Tools for US Espionag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3, No. 2, 2017,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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