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国内生物风险点的管控，通过各种约束手段保证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处于
良性轨道。但对于“某些可能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
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拥有、使用和转让”，则通过《管制生物制剂条例》等实施最

严格的法律监管。总之，努力发挥监管体系在生物科技研究与转化应用中的护航
作用，力图保持生物技术研发处于良性轨道、维护公众信心，在国际社会上营造
“合规”氛围。

中国已初步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管控制度。一是采用分级管理，如《生物技术研
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按照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潜在风险程度，分为高风险等
级、较高风险等级和一般风险等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
基因生物按照其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分为Ⅰ、Ⅱ、Ⅲ、

Ⅳ四个等级。二是成立专家委员会，包括国家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专家委员
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医学伦
理专家委员会等，提供政策技术咨询意见。但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风险预防原则

等是否得到广泛贯彻还有待评估，各类风险评价制度、分类与分级制度、列表制度、
许可制度、标志制度、越境转移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应急制度、培训与角度制度、
①
公众参与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制度还在探索完善。 此外，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
机制，有些程序性规定不能很好地衔接和协调，容易出现管理程序上的“错位”现

象，导致制度与机制“空转”。
第五，在国家安全决策及其实现过程中，智库型机构与组织扮演更加活跃的角
色。近年来，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国防科学委员会、国

防大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空军大学非传统武器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等战略
安全智囊，纷纷加强生物科技与国家战略安全研究，预测未来 10~20 年生物科技领
域进步和技术扩散对战争形态、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参见表 2）。美国科学院、
生物安全国家科学咨询委员会、波多马克研究所、生物防御蓝带研究组、核威胁降

低倡议组织等科技政策智库，围绕新兴生物技术、两用研究与技术两用、技术扩散、
以病原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漏洞、管理与研发体系改革路线图、科技开发与管控战略、
②
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等议题，频频发声，谋划推动政策与技术的融合。

① 王子灿：《生物安全法：对生物技术风险与微生物风险的法律控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3-175 页。
② 王小理、周冬生：《面向 2035 年的国际生物安全形势》，载《学习时报》2019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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