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援助安全：一个基于援助载体的新议题

“最好的援助实践行为”，从而试图为解决援助实践中的碎片化、选择性、无效渠道
与中间费用等问题提供方案。他们提出了五种最佳对策，即透明性、最小化中间成
①
本、援助分散化、有效渠道递送援助和向较不腐败的贫困国家分配援助等。 当然，
有学者批评这些举措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流于“修辞”，并没有在实质性的援助活动
②
中发挥效用。
面对既定的国际结构制约，要保障援助之安全，至少需要援助安全主客体在条

件性、透明性、预算管理、援助工作者安保培训与系统保障和全球援助体系改革等
五个维度进行调整。其中，条件性、透明性和预算管理试图从财力资源角度确保援
助的安全，提升援助财源效率，降低援助资源损耗；援助工作者的安保培训与系统
保障是为应对援助人力资源所遭受的威胁、并持续性地输送援助领域工作人员；全

球援助体系改革则是希望能够维护援助安全必需的制度资源弹性，建构更有效的国
际援助治理体系，赢得受援国和目标群体民众的信任，并满足其基本需求。
③
第一，尽管存在若干争议，但是“条件性”或“选择性” 依然是保障“援助
④
安全”的一个可能选择。条件性的实质是一种“契约”。 它可以分为政治条件性
和技术条件性两个维度。首先，政治是对外援助的应有之意，贯穿于援助过程的始
终，当前的西方援助大多内置政治条件性。从设计上来说，西方援助国试图通过特
定标准选择受援国与援助方式，在援助前尽量减少腐败与不良治理等因素造成的援

助资源损失，并偏向选择具有良好国家间关系的受援国，从而避免援助波动对受援
国造成不利影响，提升援助在减贫方面的效能，也能够进一步保证援助国的国家利
益。然而事与愿违，政治条件性在实践中被认为是阻碍援助有效性的一种因素，因

此，当前对外援助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减少附加条件的捆绑式援助。《关于援助有效
性的巴黎宣言》虽然没有完全禁止捆绑式援助，但是，该宣言提出 2020 年的一个
目标便是继续努力降低这种援助份额。鉴于对外援助的政治内涵，政治条件性无法

① William Easterly and Tobias Pfutze, “Where Does the Money Go? Best and Worst Practices in
Foreign Ai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2, No. 2, 2008, pp. 29-52.
② William Easterly and Claudia R. Williamson,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The Best and Worst of
Aid Agency Practic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11, 2011, pp. 1930-1949.
③ Paul Clist, Alessia Isopi and Oliver Morrissey, “Selectivity on Aid Modality: Determinants of
Budget Support from Multilateral Donor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7, No. 3,
2012, pp. 267-284; Nadia Molenaers, Sebastian Dellepiane and Jorg Faust,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and Foreign Aid,” World Development, Vol. 75, November 2015, pp. 2-12.
④ Carol Graham and Michael O’Hanlon, “Making Foreign Aid Work,”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4, 1997, p. 99.
·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