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2020 年第 4 期

例如，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方式参与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发展，从而使其“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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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合法化并得以增强。 美国将对外援助视为其“国际事务预算中的基本组成
部分”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工具”；“美国式对外援助”被认为具有独特的

运行机理（国家利益、商业利益与人道主义关注）与基本目标（如和平安全、促进
②
经济增长、民主治理、民众投入与人道主义援助等）。 对外援助是欧盟共同安全与
防务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承担着诸如减贫发展、促进欧盟价值（人权、民主与法

治）、应对全球挑战、强化睦邻政策与危机解决等功能。伴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中
国和印度等也开始在援助舞台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以追求与其实力相符的国家
利益，这也恰恰是对外援助方面呈现出来的“新地理”，援助格局很可能会发生
③
改变。 援助格局的改变必然会冲击现行全球援助治理体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视
为特质的对外援助构成要素，其在国际舞台与地区层面的援助竞争也必然会影响其
援助模式的被接受程度以及在援助领域的竞争力。
中国的援助模式经常被阐释为有别于西方的不同援助方式，其特征是不附加政

④
治条件以及可以更有效地达到发展目标等。 在话语方面，大国援助竞争的一个极
端例证便是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相关对外援助的“债务陷阱”污
蔑。例如，美欧等西方援助国家和印度等新兴援助国通过官方或者学术路径大肆指
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导致了受援国“债务陷阱”等问题，建构所谓的受援国

“债务”问题或者将西方援助之下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些话语操作与国际宣传试图将中国的援助资源和援助模式“政治化”，阻碍了中
国与相关受援国的正常援助和发展互动。西方媒体也一直在向受援国“警示”所谓

的中国“债务外交”，这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的受援国如赞比亚等对中国援助

①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60-62.
② Curt Tarnoff and Marian L. Lawson, Foreign Aid an Introduction to U.S. Programs and Policy,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6.
③ [美] 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权力与责任：构
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秦亚青、朱立群、王燕、魏玲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0 页。
④ 潘亚玲：《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建构初探》，载《当代亚太》2013 年第 5 期，第 92-110
页；Ron Matthews, Xiaojuan Ping and Ling Li, “Learning from China’s Foreign Aid Model,” The
Diplomat, August 25,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8/learning-from-chinas-foreign-aid-mode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网站，2014 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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