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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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安全议题中，其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威胁来源的
趋势也愈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一个由国家行为体主导的相对统一的军事—政治
②
安全动态的图景让位于多部门的安全概念和一系列更广泛的行为体。 巴里·布
赞（Barry Buzan）认为，20 世纪“80 年代末，主导世界超 40 年的军事—政治安
全议程急剧崩溃，一个‘新世界失序’的意向开始主导对未来的认知，带来一项
新的安全议程”。
③
这项安全议程的更新在冷战结束后更加活跃，并围绕对“国家中心”和“军
事聚焦”的态度呈现出“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扩大论者”（wideners）
和“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三大流派。其中，即便被认为是固
守传统而难以应对变局的传统主义者，也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国家中心性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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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或坚持政治安全与国家的关键性而放松对军事安全核心地位的主张。 批判
安全研究则将个体视为真正的安全指涉对象，注重人的解放。对此，前两者被视
为对国际安全相对边缘的理解；而“争议最小的安全议程的拓宽者是那些遵循前

人的国家安全观念，同时将军事、政治安全与环境、族群、经济或健康问题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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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并选择很大程度上客观和物质主义（且常常是经验主义）路径的人”。 他
们既主张依据形势变化拓宽安全议程，又探索安全本身之逻辑以避免泛化，渐渐
走出一条受到广泛认可的中间道路。在此过程中，政治安全也从统摄状态演化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领域，这集中反映在其中流砥柱哥本哈根学派的演进中。以
杰夫·胡思曼（Jef Huysmans）的观察，政治安全在其早期文本中具有一定的模
糊性，一方面指影响安全的部分因素，另一方面又指代定义安全的一个过程，直

① 参见 James N. Rosenau, “Patterned Chaos in Global Life: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Two
World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 No. 4, 1988, pp. 327-364;
James N. Rosenau, “The Relocation of Authority in A Shrinking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4,
No. 3, 1992, p. 261; James N. Rosenau, “A New Dynamism in World Politics: Increasingly Skillful
Individual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4, 1997, pp. 655-686。
②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
③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2, No. 5,
1997, p. 8.
④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2, No. 5,
1997, p. 10.
⑤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I: The Cold War and
Nuclear Deter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x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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