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2020 年第 4 期

当然，对于综合安全观的起源也有不同看法。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
认为，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综合性由日本政治的结构所塑造，而日本安全政策由已
界定的规范语境解释政策变化中的灵活性和僵硬性，“结构和规范的互动解释了综

①
合的安全定义以及政策调适的模式”。
第三，弱国政治安全立意对“软权力”追求的补充。即软权力建设的一般指向
是对外的，表现为“A 运用吸引或说服改变 B 的既有偏好、A 运用吸引力或制度使

B 视议程为合法以及 A 运用吸引力或制度塑造 B 的最初偏好”这三个层面被用于
②
国际关系之中。 而软权力建设的政权安全逻辑则指示国家将之作为对内部安全挑
战的回应，以此增强政权合法性和民族向心力。以金斯利·艾德尼（Kingsley Edney）
的理解，即该做法对内旨在增强文化向心力，鼓励国内利益团体和个人与政权相向

而行，使政权反对者难以吸收地方民众的物质资源支持，因而使国家易于应对安全
威胁；对外旨在消解威胁该政权的其他各方的软权力；而内外联动之处则在于增加
国际吸引力，让政权更易使公民相信其所宣称的国家在其领导下的国际地位的改

善。通常的特点包括不对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严格区分，亦不对软权力的多
种政治或社会来源作明确辨别。总的来说，“软权力理解的‘去西方化’需要检验
③
软权力战略背后的不安全”。
第四，作为弱国政治安全战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开发。除上文

阐述的核武器战略以外，也包括化学和生物武器（CBW）的开发、储存和使用。
政权安全提供了洞见，表明一些弱国开发或宣称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为应
对内部政治威胁，而传统强国则失于理解此种隐秘的安全关切，因此其主导的核不

扩散战略被认为可降低外部威胁，却未必能够减少针对内部的威胁。此种论断也被
用于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中，如认为政权安全考虑是当年伊拉克抵抗联合国武器核查
④
行为的重要因素。 其后果是，“对政权安全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政策缺乏了解，意味着决策者可能会制定无效的威慑战略，并实施不恰当的防扩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Norms, and
Policies,”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II: The Transition to
the Post-Cold War Security Agend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p. 322-323.
②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pp. 81-109.
③ Kingsley Edney,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Legitimacy: A Regime Security
Approach to Soft Power in China,” Politics, Vol. 35, No. 3-4, 2015, pp. 261-263, 266-269.
④ Gregory D. Koblentz, “Saddam Versus the Inspectors: the Impact of Regime Security on the
Verification of Iraq’s WMD Disarma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1, No. 3, 2016, p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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