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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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亮点”， 即使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于 2017 年退出《巴黎协定》后，
①
以加利福尼亚为代表的美国州政府，依然在节能减排方面积极努力，并与中国保持
着较高程度的双边对话与合作。
②
然而，表面上非零和且更易促进合作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却不能促进国家间的
合作，现阶段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传播开展的国际合作
即为相对失败的案例。全球层面，自疫情暴发以来各国合作乏善可陈，对立加深，

“大难临头各自飞”，尤其是就疫情源头等问题相互指责攻击，推卸责任。美国拒
绝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并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中止了与该组织的关系，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出现领导力赤字。地区层面，欧洲抗疫合作陷入推进乏力的困境，意
大利等国在国内疫情暴发阶段无法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有力援助。双边层面，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对中国的应对冷眼旁观，并就势在新冠病毒
的源头、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中国国内的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长期的
污名化指责。疫情这一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不仅没有改善中美间自 2018 年

即开始向消极方向发展的双边关系，反而使两国间的互动雪上加霜，双方关系走向
了更为深层次的对立。种种现象均对非传统安全议题更易导向国际合作的主流学理
和政策判断带来了不小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 2020 年 4 月 14 日以视频方式召开， 反而体现出相对良好的
③
地区合作态势。新冠肺炎是近期全球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疾病，属于一次非传统安全
危机；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间围绕这一议题合作陷入“瓶颈”、斗争日趋激
烈的状态，则符合安全困境的基本特征，可以被界定为一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

困境。
本文以全球抗疫合作以及东盟与中日韩的“10+3”特别峰会为背景，探索非传
统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何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化解。

① “The 8th Round of 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Holds Special Joint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2016 年 6 月 6 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gyw/t1370522.htm。
② 参见 Nicholas Stern, “Nicholas Stern and Bob Ward Respond to President Trump’s
Announcement about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The GRICC Commentaries, June 1,
2017；汪燕辉：《波恩气候谈判：首次没有“美国角”的大会，中国如何做引领者？》，南方周末，
2017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30687，转引自施榕：《全球规范体系转型与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以气候合作为例》，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5 月 28 日。
③ 《外交部：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达成三方面共识》，
新华网，2020 年 4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15/c_1125856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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