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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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 期
贡献。
①
总的来看，在 1991 年冷战结束尤其是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东盟及以东
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架构将重点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宣言日趋增多、机
制日臻完善，依托宣言和机制形成的具体领域的合作也日渐丰富。在此过程中，本
地区各国提升了非传统安全合作框架的机制化程度和实质效果，凝聚起对地区非传
统安全利益的共同认识。
第一，将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视为机制各方共同利益。基于本地区国家大多曾
被殖民和被作为两极体系前沿阵地的共同经历，它们往往能在机制内部形成共识，
抵制域外大国过度干预本地区安全事务。同时，这些国家亦倾向基于国际和地区热
点问题聚焦非传统安全合作，规避传统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为化解安全困境提
供契机。
第二，依托区域合作的既有框架创设更为具体的技术性合作。东盟依托现有的
几个安全合作平台，域内国家能通过更具有针对性的信息交流、联合研究、共同行
动等方式，创设次级合作机制，促进域内各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的技术性合作。
第三，不同区域层次的机制联动互补，共同助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东亚
范围、东盟整体、东南亚内部次区域、中国与东盟之间、东盟与中日韩之间搭建的
不同非传统安全次级机制形成联动与互补，并不断拓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非
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的特征”。
②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确定性，本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威胁—利益”
转化机制（如图 2）。首先，各国对地区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预估趋近，促发了各方
更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中，以增强对话沟通，共御风险，更
好地维护安全利益。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架构是“问题导向”型的合作，
几次危机的发生促进了各国共识的达成和机制的形成。尤其是 2001 年九一一事件、
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和 200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等国际和地区的突发危机，以及国
际航道的交通运输安全、罗兴亚难民问题、跨界水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周期性
区域危机，均对推动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起到了一定作用。基于东南亚地区非传统
安全危机多发的现实情况，各国在既有的“10+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上
海合作组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香格里拉对话
① 李克强：《在第十四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 07 版。
② 李志斐：《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6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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